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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屯的岁月 我的兄弟姐妹们》作者：陈星

离线 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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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 14:56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

《河南屯的岁月 我的兄弟姐妹们》作者：陈星

    2005年上海的夏末, 我的好朋友张敏和沙准，先后上路，驾鹤仙去。他们摆脱了世间的烦恼和牵挂，挣脱了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带来太多太多的桎梏。飞向天国，飞向自由。为我们河南屯的兄弟们在天国寻找一片乐土。
    因为他们两人的早逝，想到了我们共同的过去，我们在河南屯的日子，我们一起度过的岁月。我写了以下的文字，纪念好友们逝去的生命，纪念我们的逝去青春，纪念过去了的时代。
    我们的青春在白山黑水间蹉跎，那就是后来的人们说“青春祭”。10年间的思想、生活、经历，以及后来所受到的变化冲击和震荡，谁能说只是蹉跎了青春，我们付出的是一代人的毕生，是同龄人的生命！

    1969年春天，黑龙江畔，珍宝岛枪声里，呼玛尔河南岸的小山屯，上海来的第一批知青，张敏在其中，15岁半，高个，瘦弱，上海中学老初一。

    1969年冬天，兴安岭深处，祖国最北端的初雪中，还是呼玛尔河畔那个小山屯，上海来的第二批知青和干部，沙准在其中，差2个月就16岁了，极高个，极瘦，挺直的腰板。离开了汾阳中学的大队人马，和好友单独来到河南屯，53年出生的69届初中生——上海下乡知青中知识基础最差、年龄最小、走得最远的一届。

    1970年春天，载着我们的马车奔跑在呼玛尔河即将开江的冰河上，在翻浆、泥泞的沙土道上，在河口和屯边迎接我们的知青人群中看见沙准高过所有人挺立的身影，因为他曾是我们中学的同学；看见张敏站在一群女青年中，文静、微弓着背，笑着看我们进屯子。

    河南屯——在160多名的上海、齐市知青的生命中，成为一段永远难忘的经历，留下永不磨灭的烙印，改变和主宰了他们的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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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 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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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 14:58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2#

目录

河南屯篇

呼玛-河南屯那个地方，那些人，那些事

第三座坟 1972
杞人忧天的事务长
贫下中农的“代表”-老傅（老傅和郑晓华）
老安娜和她的家人
西头那间宿舍 - 房东郭大娘
生日“派对”
我们的歌
回家的路
椅子圈 1970

接受死亡
椅子圈
七棵树
乌尔干河大桥边的木屋
工程流程
天天读
出报
炒炸药的王和平
农民文化人-老刘
偶像-老罗
铲草皮、灭虱子和冯英
爆炸事件和“乡医”小德张
山里的雨季
我的手表
误食肥皂粉
打山火
老杨
上海干部-老包
塔河
20世纪70年代的保尔们

呼玛港-三合站-塔河
旅途中朋友的重聚
建在塔头甸子上的工地
草甸子的水和冻住的帐篷
面糊涂汤和难咽的伙食
保尔们这样修筑铁路
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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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 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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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 15:01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3#

呼玛-河南屯那个地方，那些人，那些事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历来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移居这里读书、工作乃至定居。不过在上海很少遇到有来自黑龙江省的人，可能是太远了吧。偶尔遇到，我总会很有点老乡的感觉，不过当谈起我曾经居住了8年的呼玛，连很多黑龙江人都不知何处。

    呼玛县在中国公鸡状版图的鸡冠顶上，全县沿着黑龙江从南到北绵绵几百公里，直到北极村，漠河公社的洛古河生产队（现如今，已另成立为漠河县）。是当时中国面积最大的、纬度最高、气候最冷的县。因呼玛尔河得名。地处大兴安岭的东边，因黑龙江的冲击，沿江大片的黑色平原，县里所属的大部分村屯都是沿江而建，是当时大兴安岭地区唯一的农业县。

    70年初，当载着我们的汽车经过呼玛县城，第一次看到这个边境小镇时，很惊讶她的不同于内地的布局和建筑； 很浓很浓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风格，有着与地理环境不相符的“现代化”。 很宽敞、干净的街道，有三、四条街面纵横着；有各式的商店、学校、医院等各种商业文化设施。木质的、砖结构的建筑虽然都只有一层楼，但都很高大，门前有高大的门廊和高高的台阶。窗框也都是宽宽大大，雕着或简单，或精致的花。屋顶是木质的，高且陡的尖顶；屋顶、外墙、窗框都被漆成天蓝、洋红、亮黄这样五彩缤纷的颜色；与初春的嫩柳、紫红的达紫香组成一幅很美的图画，就像小时候看的童话书中的情景。
    呼玛县城毗邻黑龙江，江对岸是原苏联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XXXXX。当我们们上海知青到达时，小镇上已没有居民，只驻扎着不多的军队。
江沿用石头修砌着，很平整干净。以后的年月里，我们每年都会争取到“护岸”的活计，来县城的江边修砌江岸。 原因是维护江岸是国土保卫的一个重要工作，沿江城镇每年都要“护岸”；就是不让因江水的冲击，失去国土面积。
    两岸边都是高大的松树，和婀娜的柳树，柳枝挂向江里。这里人口稀少，人员素质也比较单纯。安静、清洁，没有内地那种拥挤、脏乱、混杂的景象。加之天高皇帝远的，文革运动也不像内地那么激烈。无事时，如果不是两岸都竖着高高的瞭望岗哨，完全不会感觉到剑拔弩张的两岸关系，和混乱之中的中国国内局势。

    我们插队的河南屯在呼玛县城以南10多公里处。呼玛尔河在这里汇入黑龙江。进出屯子都要经过呼玛河口。 “河口”在呼玛县到黑河的国家一级公路沿线上，因为没有桥，来往车辆和人过河全部使用大小木船摆渡。因此河口有一个公路的道班，在河边建有一排大木房子，白色的外墙和墨绿色的屋顶、窗框， 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船工。 负责着来往车辆的摆渡。好几个船工，可我们只知道一个外号叫“面条儿”的，剃着平头，操着河北唐山口音，每句话都是降调，爱说个笑话。我们一到河口，总是扯着着嗓子“面条儿-——过河——！”；一会儿，他就跑出来，不管在干什么，总是乐呵呵的送我们过河。
    记得几个第一批的女青年在第一年夏天，跑到河口下水游泳。那里的河水大约有5、6米深，清澈的一眼可望见河底的石头。当时那情景，可把这些成天在河上来来去去却个个是旱鸭子的船工们都吓坏了，感到吃惊不已，不可思议。
    呼玛尔河口是一个大拐弯，南岸有一个大石砬子，大砬子下面有一个仙人洞，洞口一半在水面之下。大砬子上一棵大松树，靠河面的那一半树枝长长的伸展着，挺立、壮观；这里四季有着不同的，摄人的景色。
呼玛河在大兴安岭腹地蜿蜒流淌，流到大砬子时，河水从大山冲向平原，一个转弯，直奔黑龙江，河水非常急，转弯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漩涡；在河口驾船，无须用力划桨，只需要紧紧用桨把住方向，稍不小心，或者力气不够，船就有被冲到黑龙江的危险。

    过到呼玛河南岸，一面是国家级公路，笔直的伸向漫漫长长的大山。另一面沿着山边的沙石简路，走上3、4华里就是河南屯了。这条路的西北面是绵绵的大山、密密的森林。 东南面一整片平原，那是黑龙江和呼玛河汇合处，一眼望到地平线，就像看到了地球的尽头。每天都看到太阳跃出地平线，留下一缕淡青、浅红的烟云……。

    河南屯是个典型的东北“靠山屯”。屯子东西方向长1公里，南北仅4排房子。3排房子在山坡上，一排比一排高。只有一排房子在山脚下。屯子里原有几十户人家，就是一个生产大队。因为这里人少，地广，只有公社、大队二级管理。 整个河南屯大约拥有已开垦的耕地400垧（15亩/垧）左右，另外还有大片没有归属，也没有度量的草甸子和荒地。 屯子北面和西面是大山和密林。东南面是大片的平原和黑龙江，正南面的江对岸有一个很高的瞭望塔， 日日夜夜的对着屯子。从我们到河南屯的第一天开始，就被告知，那就是敌人、侵略者的象征。

    屯子里的稀稀疏疏的几排木屋，木头楞的或是木桩式的，内外墙上都糊着泥，高高的尖顶似乎不规则地铺着砍成1米长2、30公分宽的木板。
每家屋前、屋后都是一个大大的宽敞的院子，用细细的原木搭成宽大的木栅栏，沿着院墙整齐的码着木拌子。只看见小狗串出串进的， 间或看到穿着蓝色条纹汗衫，红色裤衩的小男孩奔跑过来，金黄的头发，大大的蓝眼睛，那个情景，瞬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来到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家乡，来到小说中铁木尔的家乡。

    河南屯有1/3的人口有俄罗斯血缘。呼玛在光复（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在1962年之前中苏友好的年代，两岸老百姓来去自由，贸易、做工，通婚，走亲戚等等。曾经很便捷，热闹、繁荣。 由此江两岸都留下很多的混血儿，混血家庭。因苏联人被当地人称为老毛子， 第二代，第三代的中俄混血儿，就被称为二毛子、三毛子。 两岸相同的地理环境，共同的民族特点，使得生活方式，生产工具，语言方式都有很多相同之处。草垛被称为“港马纳”，小仓房称作“暗巴拉”，上下一样大的水桶称作“板克”，上大下小的水桶称作“威德罗”，面包称为“列巴”等等，那都是俄语的外来语，都成了日常的用语。最好笑的，还将所有的机器，不论是打场用的脱粒机，还是家里用的缝纫机，都统统叫做“马绳”，这应该是英语“机器”的音译。也许是有这些机器的时候，那些中俄混血儿不知如何称呼，就用上了英文。但是不包含联合收割机，那个大家伙叫做“康拜因”，其实也都是英文。
    于是，我们这些既不懂俄文，又不懂英文的所谓知青，听到这些称呼时，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纳闷“怎么缝纫机可以打场？”。
最后编辑大光 最后编辑于 2008-11-15 15: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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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 15:04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4#

第三座坟 1972

    那年初，春节过后，我从上海探亲回到生产队，正遇上河南大队分队，我被分在河南二队，并被派到二队食堂当事务长。面对一个空荡荡的大食堂，分到的半菜窖的土豆，饭堂里十来只满屋飞的鸡，还有一只刚刚下了7、8只猪崽的花母猪和原事务长一起住在食堂边的小屋里，真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打发几十号人上半年的吃喝？！
    正发愁，就出事了。
    那晚，武装5班的男生宿舍里有两个人没有回宿舍。这两个男青年一个是给拖拉机装车，随机队出工。另一个是放牛的，独自一人干活，不与大伙在一起。因此， 粗心的男生们以为他俩去县城看电影了，也就没有太多的在乎。
    第二天，晚上收工，那两个人还是没见人影。这时一个青年在宿舍门边的地道口上意外地发现了一颗子弹壳，立刻引起警觉，怎么会有子弹壳呢，平日里武装班的所有武器都是所在枪柜里的。大家立刻觉得事情不妙，冲到杵在屋子山墙边的枪柜前仔细一看，才发觉，那把挂锁已经被撬开，只是虚挂着，粗看不出异样。大家慌慌张张地打开枪柜一查，少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和若干子弹、手榴弹。这下子，那些平日里马大哈似的武装班男生们都紧张起来。
    大家开始寻找，因为是在地道口发现的子弹壳，因此地道上面的木板被打开，几个大男生围着黑洞洞的地道，点着了一张桦树皮往里一扔，豁然看见地道里俯卧躺着一个人。
    在极度的惊恐中，大家将人拉了上来，发现是张建国（绰号小个子），已经被人打碎脑袋，后背还挨了一枪，人早已断气。
    而另一个青年沈永庆不知去向，成了最大的疑点。
    河南屯出了大事了，立刻惊动县、地区公安局，和省公安厅都来人了。分析、查证不亦乐乎。武装5班的宿舍已经被封锁起来。 恐怕另一失踪者沈永庆带枪、弹药上山，攻击屯子，只好要求每晚加哨。并且让后山的人家都搬到了前面的亲戚家。
    队里的青年也都尽量合并到屯子中心的几个宿舍。
    每晚加岗加哨。
    那时屯子里的紧张气氛，在我们青年的集体中已经上升到了恐惧。每天天一黑一宿舍的人都躺在炕上，不敢出声，大气都不敢出，谁发出点声响，大家就会被吓的惊叫。
    晚上换岗或外出有事，如果没抢，即便是平时五大三粗的男生也不肯出门，不敢一人走夜路。
    我那时刚刚到二队食堂当事务长。当时已到2月底，生产队要上山打拌子了，队里要求食堂留一个人，其他人上山到拌子房做饭。 这个决定立刻令我恐惧不已。我们的食堂是原来屯子最东头的，路边的大食堂。空旷旷的东头，孤零零的大食堂，还有一个天天都要下去的黑洞洞的大菜窖。原本，我是个不怎么会害怕的人，可是现在这个局面，让我想起来都毛骨悚然。
    于是我想尽一切办法把排除上山的同伴留下来，共同度过这个艰难和恐惧的冬春。
    若干天过去，警察们终于在黑龙江上复杂的草丛和柳茆子间的雪坷子上，找到了方向往苏方的脚印，判断沈永庆已经“过江”，带着丢失的武器投奔老毛子去了。
    宣布结案的那天大家长长松了一口气。
    张建国冬天跟着拖拉机上山倒大木，装木拌子。每天也是独自出工收工。那天他吃完早饭，离出车还有点早，可能回宿舍拿些东西。被正在里屋撬枪柜的沈永庆从窗子里看见他正往宿舍走，于是乘张建国推门进屋时，躲在门后的沈永庆一枪托打烂了张建国的头，并且将他扔进门边的地道里，又对着地道里的张建国后背打了一枪。
    东北的屯子地广，人稀，房子和房子间距离很大，上午8点多钟，生产队大部分人都已出工或上山， 对着地道的那一声枪响，没有被人听到，即便有人听到，也可能被认为是其他的声响，不会引起注意。张建国在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被杀害，无声地躺在宿舍的地道里，两天后才被人发现。
张建国来到河南屯后2年多了，还未回过上海，回过家。 就长眠在这块黑土地上，再也回不去了
    于是河南屯口那条进屯子的土道边又多了一个坟头（另外两座已有的知青坟，是70年筑路炸死的两位上海男青年）。
    埋葬了张建国，那几个男生回到他们被封锁了半个多月的武装5班的宿舍，于是几个平时懒散的男生一脸严肃地开始收拾屋子，挑水、点火、烧炕； 烧炕的那位一捅炕洞，发现有东西，往外一掏，大伙倒吸一口冷气，半自动步枪、子弹、手榴弹；所有丢失的武器全在炕洞里，真是好险。那天晚上他们发现2人失踪，并没引起警觉，又恰好那天大家都偷懒，没有点火烧炕，第二天不到晚上就发现出事，宿舍就被封锁了，否则真的是要发生更大的事故了。

    那是林彪叛逃后的冬天，两岸局势紧张，经常天空中出现不知从哪里发出信号弹，对岸也常响起阵阵机枪声，不知是演习还是示威。
河南屯发生谋杀和外逃的事件，更是渲染了当时的紧张、神秘和恐惧的气氛。
    沈永庆和张建国都来自上海青浦的青浦中学69届的学生。69年11月来到呼玛河南屯。算起来出事时他们两人也都不满20岁。 沈永庆从小母亲去世，据说家中缺少关心，因而养成他性格孤僻，不爱说话，不合群。他养牛，是队里的牛倌，冬天牛倌很自在，每天只要将牛群往秋收后的黄豆地里一放，让牛自己觅食，就不用管了，待天黑时，将牛群赶回牛栏即可。因此经常一个人抱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敌台”。 那时在屯子里能收到的广播电台几乎都是苏联台，有很多华语台，还有专门的“知识青年台”，黑龙江广播电台却很难收到，中央台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听听“敌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谁也不会由此产生什么想法。也是那年初，距离河南屯20来里路的胡通镇生产队的武装班长李小龙，因所养的蜜峰死了好几箱，不知受到什么刺激， 带着全副武装过了江，此事我们公社受到县武装部通报批评。这件事表面上并未引起知青们关注，那两年里这类知青“过江”的事情每年都有发生。 可是沈永庆却听进去，并注意了这个细节。他在思考了他的人生道路后，很有勇气的选择了“过江”这条路。
    4年后的1976年，又是一个多事的秋天。 很意外的，在某边境事宜外交交涉时，沈永庆被苏联人交换人质换回中国。 省公安厅重新审理此案，又来河南屯查证当时的证言、证人；同宿舍的小徐是个赤脚医生，当年出事的那个早晨曾两次见到沈永庆，想来是他杀人前后吧。 可惜她完全不知，倒是事后被警察们反复询问、签字画押， 直到4年后再次作证人、打证言。 又过了一段时候，听说案件审理证实了当初的所有对事实的判断和经过。 沈永庆因杀人罪、叛国罪被处死刑; 不久在西山口，县法院的刑场行刑。

    改革开放后，1989年后苏联解体，当年背叛了那个时代，过江投奔苏联的沿江5县的上海知青中有一些携家带口的回沪探亲。他们豁然成为外国友人，成为两国贸易的先驱者。那些因不满当时的境遇，最早过江，被扔在江边冻死的；那些成为克格勃成员的；那些被抓回、判处了叛国罪的，他们的生命成了那个时代的祭品。
最后编辑大光 最后编辑于 2008-11-15 15: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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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 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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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6 15:59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5#

大光兄弟：你好！看到你的文集，得知你是在呼玛河南屯下乡的上海知青，还到过椅子圈，顿感十分亲切。我是1970年从内蒙古调过来的那批上海知青，当时就在椅子圈电厂工作，在椅子圈干了16年，一直到1987年初才调到江苏一家热电公司，今年退休了。呼玛出过两本《呼玛知青风云录》，你有吗？上面有我的文章，记录了椅子圈电厂初建时的一些情况。我很期待你的文章，并会一一收藏，作为那两本书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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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 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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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欣朋友好！
    非常感谢你阅读《河南屯的岁月 我的兄弟姐妹们》，但该文集的作者是陈星朋友。她原是上海一家外企通讯公司的主管经理，刚刚退休。她的文集记录了她当年插队河南屯的所见所闻，想不到能在这里遇到她当年的“老乡”，我非常高兴。她的文集能够得到你的共鸣实属不易，我代她感谢你的留言！
    请继续关注她的文集，我将陆续把她的文章发上来。
    紧紧握你的手！
                                                      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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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忧天的事务长——河南屯之三》

                    杞人忧天的事务长

    那年分队，我被分在河南屯二队，在上海干部老周的坚持下，我当了二队的青年食堂事务长。事务长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全队青年大家庭的管家，负责青年集体食堂、青年的自留地、青年的菜窖、青年的口粮、青年的的猪圈以及青年所有的开销账目等等。劳累、繁杂不说，还吃力不讨好。那时我在人们的眼里是个“娇骄二气”很严重的人，不爱说话，脾气即傲又倔，而且不善“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很多人都认为我干不好，连我自己也没什么信心。
    分队时是二月份，我们二队的青年分到了原青年大食堂的房子，连同菜窖和菜窖里一堆土豆。另外还有原大食堂的一头花母猪，和一窝10来只刚刚出生的猪仔。大食堂很大，饭堂约有20来米长，8、9米宽，天冷根本无法生火，只好关闭饭堂的门，吃饭做饭都使用原来的厨房。在饭堂的最后面有一个小隔间，原来是大食堂时，是给值晚班的同伴睡觉，因此盘了炕和火墙。分队后原事务长“老板”守着一窝猪睡在那里。
    起初我完全不懂得操心，天天早晨都由“老板”烧好早饭，凡是要打水、拉面、发面都由他去干，因为账目还在交接，我倒乐得轻松。不过其间我学了发面、蒸馒头，点火烧大锅，等等食堂基本功。
    可是不久，青年食堂的分家交接结束，“老板“去其他地方干活，食堂就完全交给我了。那时我和王和平两个人，天天面对空空的食堂，不知做什么给大伙吃。土豆汤、土豆片、土豆丝、红烧土豆轮着换，人也吃成老土豆了。天天上山回来，大伙看到这些就够了。我们还要对付大白猪和花母猪的一窝小猪，简直愁死我了。
    是上海干部老周“提携”的我，当然他不能看着我为难啰。就天天到食堂帮我们。我那时和王和平有句口头禅，“怎么办啦？！”。终于有一天在我又说这句话时，老周在我坐着的锅台边的土墙上用粉笔写了“杞人忧天”四个字。我这个刚读完小学的“知识青年”不懂其意。老周就用玩笑的口吻说，战国时有一个人总是觉得天会掉下来，整天忧心忡忡，其实完全多余的。形容人没有必要的瞎担心。现在食堂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
    于是老周和我们一起，今天出个主意买缸榨菜，用来炒土豆。明天出个主意买几捆干海带，放开后和黄豆一起煮，虽然被伙伴们奚落“你们喂马啊”，可也觉得确实别有风味。去公社的粉坊买粉团做粉皮；搭建一个简易的豆腐坊，磨豆浆、做豆腐。还尝试了很多种失败了的食品的做法。以后的三、四个月是黑龙江最难过的日子，绞尽脑汁，用一斤韭菜做个韭菜汤，豆腐乳当做“白脱”夹馒头等等，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日子。我的聪明才智并没有被发掘，但是我的耐受力，解决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在那时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从那时起，直到以后，无论工作和生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不再发牢骚，不再说“怎么办”。而是想办法，拿出解决的方案，去解决，去实施。天是塌不下来，没有人可依靠，只有靠自己，总会有办法。
老周在墙上写下的这句话，这件事，这段经历，改变了我一生的处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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