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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死亡

触摸死亡


触摸死亡



    当我“少年不知愁滋味”时,对生与死的了解是朦胧的,并无感性的认知。在崇尚革命英雄主义的年代里,阅读了许多革命文艺作品的我,幻想着能在保卫祖国和解放全人类的战争中英勇捐躯,成为一代英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迈诗句,成了支持我实践理想、藐视死亡的精神脊柱。北上内蒙时,虽前途未卜,但内心深处则怀着为国赴死、以示革命的壮烈,便有了勇敢迎接挑战的决心。大概正是对死亡的无畏,故虽经磨难而没有颓丧。
    后来目睹了死亡,懂得即使在和平年代,死亡也会潜伏在身边,对死亡的威胁有了感受,我开始认识生命的可贵,理性审视生命的价值,感悟生命的存在并非是纯个人的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珍惜生命,即便是遭遇战争或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保护人的生命也应该永远是第一位的。
下面是我在黑龙江时触摸死亡的几则真实的故事。


脆弱的生命


    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的情景,以及心灵受到的震撼,令我今生难以遗忘。
    那是1970年秋,进入黑龙江省呼玛县椅子圈电厂建设工地不久的一天早上,我和三位同事正在主厂房二楼干活,那里是日本人当年建的发电厂的锅炉车间,如今只剩下大楼光秃的四壁和坚固的设备基础,我们的工作是将场地收拾一下,以便为修复主厂房搭建脚手架。
    这时,在工地值夜的老张头肩扛木梯走来,他年届五十,为人和善,言语不多,是呼玛装卸队的老工人。 老张头与我们打了一声招呼,就径直走到厂房一侧两米多高的平台下,架起木梯往上攀登(谁也不知道他想上平台干什么)。 当他向平台迈腿时,裤腿却被平台边裸露的钢筋头挂住了,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头部与混凝土楼板撞击的瞬间发出了沉闷的响声。我立即跑到他身边,只见他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双目紧闭,脑后是一滩暗红色的血;他的耳廓在下跌时被钢筋头刮豁了,也流着血;我拼命叫他摇他,他已毫无反应;不一会儿,他头部有白色的脑浆流了出来,嘴角和耳朵里也流出血来。
    许多职工和附近煤矿医务室的医生闻讯赶来,医生为老张头作了检查,并采取了注射强心针等抢救措施,但一切都已是徒劳的了。当医生宣布老张头因颅骨破裂死亡时,在场的人们无不黯然神伤。
    我和装卸队的工人将老张头抬离现场,把他的脸小心地擦拭干净,盖上一块白毛巾,并整理好他的遗物。下午,工地领导派我和几位知青用拖拉机将他尸体运出椅子圈,在十八公里外的国道边上,移交给他悲痛欲绝的亲人。
    第一次目睹死亡,第一次接触死者,我表面上保持着男子汉的镇静,如同久经沙场的老手一般,内心却充满了震颤和悲哀;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突然地消失了,就像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玻璃杯,让人顿时感到死亡的强大和生命的脆弱。


救人一命


    我曾有过一次成功救人的经历,深感拯救一个人生命,就像与死神赛跑。现在有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但在特定的条件下,“时间就是生命”。
    那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天上午,我作为发电厂电气车间主任,正在电气主控室安排工作,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李殿华被电打了,快拉闸!”我连忙来到窗口,只见几十米外出灰渣的矿车轨道路基下躺着一个人。出事了!我立即命令值班员拉掉出灰渣的卷扬机电源,同时也拉掉煤矿6000伏高压线路开关,因为煤矿线路的金属电杆就立在铁轨旁,它们都可能是事故源。(事后检查,正是煤矿线路的高压线跌落在电线杆上,李殿华从电线杆旁走过,被高压电击倒。)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实施抢救,我没来得及从楼梯下楼,而是从主控室窗口跳到窗外低压开关室屋顶上,又从3米多高的屋顶上纵身跳到地上,以百米赛跑的速度第一个冲到出事地点。
    出渣工李殿华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显然是触电后从铁轨路基上摔下来的,外表看不出有何伤痕,但已无鼻息,脉搏也摸不到了;触电者一般会有假死现象,只要抢救及时,救活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我立即按照抢救触电伤员的要求,先解开他的衣领和裤带,将他的头尽量往后仰,让他张开嘴,然后骑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双臂,快速做起舒臂、压胸的人工呼吸动作。
    我似乎很熟练地做这一连串的动作,并非受过专业训练,而是来源记忆中的一个电影故事。那是初中时看过的一部东欧影片《乡村医生》,其中有一段情节,就是城里来的年轻医生在黑夜里抢救一个触电村民,那人看起来已经死亡,经医生坚持不懈地连续做了几个小时的人工呼吸,终于将触电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年轻医生的献身精神令我非常感动,他的形象,包括他的施救动作,都深深植根于我的脑海里。多年以后,当突然遇到触电事故时,我竟会鬼使神差般地还原电影里的动作,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救援队员。
    这时,许多职工围拢过来,我怕人群影响通风,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要求大家后退三米以上。众人紧张地注视着我和伤者,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只听见我的喘息声和手臂来回动作时的轻微声响。大概将近三十分钟左右,李殿华终于有了一丝气息,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知道他已经没事了。又过了十分钟,李殿华才缓缓睁开眼睛,可以自主呼吸了。我叫人将他抬到厂招待所,又叫医务室的医生为他作了全面检查。
    李殿华生性木讷,家境贫寒,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我救他一命后,他从未对我表示过任何谢意,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我并不在意,每次遇到他,都主动含笑向他打个招呼,心里还会微微一动:“这人是我救活的”。随即升起一丝成就感。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活下来了,就是我生命中的一次成功。


无力回天


    救了李殿华以后,在大家眼里,我俨然成了触电抢救专家,于是便有了第二次抢救,但第二次我却无力回天了。
    第二年临近春节的某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我正在家里看书,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开门就闯进一个人来,神色慌张地对我说:“张才忠的哥哥触电了!厂长请你马上过去。”我快速穿上外套,一路小跑来到离我家不远的张才忠家。
    张才忠是与我同车去内蒙的上海知青,他哥哥劳改释放后在上海无处安身,又无工作,便到东北投靠弟弟来了,在电厂干临时工,就住在弟弟家里。
我到张才忠家时,只见大门洞开,里屋外屋已站了许多人,他们看我来了,立刻让开一条路。我问:“人呢?”有人说:“在后屋。”我来到后屋一看,里面也有不少人,张才忠的哥哥还躺在炕上。我心里一惊:不好!不像是刚刚出事的样子,可能已经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
    因后屋狭小人多,空气不流通,不符合抢救条件,我立即叫人把张才忠的哥哥抬到比较宽敞的外屋地板上。他双目紧闭,牙关咬紧,已无呼吸和心跳,完全呈死亡状态。但只要触电者还属假死,抢救时间长一些,也有可能救活。我立即动手解开他的衣领和裤带,在他的脖子下面垫上一只鞋子,让他的头向后仰,又用刀子撬开他的嘴,用汤勺将嘴撑开。然后,我骑在他身上,拉住他的双手,开始做舒臂、压胸动作,这样既可起到人工呼吸作用,又可起到体外按压心脏的作用。
    我大概做了有二十分钟左右,有人将我换下。我一边休息,一边向张才忠了解事情经过。原来张才忠的哥哥是自杀,手法还很专业:他在后屋关闭了电灯,把灯头线拆下来,一根线缠在左手手指上,另一根线缠在左脚的脚趾上,选择了电流经过心脏的最短路径,然后将电灯拉线开关一拉,只听见他大叫一声,就大事完成了。张才忠发现后,为他切断了电源,然后跑去找领导,又去找厂医,待我赶去时,已过去半个多小时了。我不禁叹了一口气,明白抢救已毫无意义。
    张才忠似乎已经懵了,居然还问我:“我哥哥会不会死啊?”我不忍立即告诉他人早已死了,只回答:“很难说,抢救前的时间拖得太长了,恐怕救不过来了。”为了安慰张才忠,我让所谓的抢救又进行了半个小时,这时,死者的口、鼻开始流血了,我才对张才忠说:“准备后事吧。他已经死了。”张才忠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当晚,警察接到报警后赶来,完成了验尸、笔录等程序,凌晨时分返回县城。电厂领导为后事处理作了妥善的安排。当地没有火化条件,死者就埋在了山上树林中的墓地里。
    为他送行后,我不禁伤感起来。对于自杀者,我很难给予褒贬,他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但我相信,在选择生与死的时候,他的内心肯定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我们活着的人还是尊重他的抉择吧。只可怜他年轻的灵魂将永远孤独地飘游在遥远的北疆,没有人祭奠,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可能多年以后,人们会想起他曾是一幕悲剧中的主角,仅此而已。


命悬一线


    年轻时的我做过一件非常冒险的傻事,至今想起来仍令我后怕。
    大概是在1972年的夏天,我接受了领导交办的一项“政治任务” :趁锅炉尚未安装,在高大的厂房内写一些永久性标语;在厂房的大梁上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两边的立柱上写“奋发图强”和“勤俭建国”,在东西两面大墙上写“工业学大庆”和“安全生产”。要求字体为美术体,刷红漆。
    厂房的大梁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长三十米,宽零点六米,高一点二米,连接厂房东西山墙,距锅炉运转层的地面有十二米高。那时厂房内还搭有满堂红的脚手架,高度恰好适宜在大梁上写标语,我决定先写大梁上的标语。
    根据厂房图纸,我计算了大梁上的标语布置尺寸,并画了施工图,然后独自一人爬上脚手架作业。脚手架的顶端只有西边一小半铺了木板,可以作为工作平台,东面一大半没有铺木板。我于是开始从西往东,用卷尺在大梁上标定尺寸,用粉笔画字样。为了使标语醒目,我设计字高九十厘米、宽一米,正好是零点九平方米。
    写了八个字以后,就到了工作平台的边缘,往东的脚手架上没有木板了。按理我应去找领导,要求派人铺设可保证安全的工作平台;但当时我想,为了这事还要爬下脚手架,还要找领导,还要等人运来木板搭建平台,恐怕要浪费一天的时间,还不如我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便拆了西边的部分木板,沿着大梁往东架设了一条仅两块木板宽(约五十厘米)、长约十八米的工作走道。
    我仗着年轻胆大、平衡性好,手扶着大梁,踏上离地面十一米高的两条窄窄的木板继续作业,现场既无人监护,又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我在高空中小心翼翼地站起、蹲下、来回行走,量尺寸,画字样,刷红漆,前后用了两天时间,完成了余下的十一个字,全然不顾死神就在我的身后,一双贪婪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如果稍有闪失,后果一定很惨。当时安全制度欠缺,个人安全意识也淡薄之极,加上以冒险为荣的自信,差点将我送上不归之路。
    后来我在单位负责生产和安全,时常会想起这段令人心有余悸的惊险,更为自己不讲安全、头脑发昏的愚蠢而汗颜,愈加重视安全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我主管安全生产期间总算没有出过一起人身伤亡事故。


躲过一劫


    我经历过一次近在咫尺的爆炸,与死亡擦肩而过,真可谓命不该绝矣!
    那事发生在1980年代初。发电厂一台机组大修,我带两个徒弟晚上在汽轮机车间加班,找来焊工任师傅帮助敷设一根仪表管道。仪表管道是小口径无缝钢管,须用氧气焊接。氧气焊枪上有两根长长的软管,分别与氧气瓶和乙炔气发生器相连。开始工作时,任师傅打开焊枪的乙炔气开关,用打火机点火,点了几次都没有点着。任师傅估计是电石用完了,就让我去给乙炔气发生器添加电石。
    电石是碳化钙(CaC2)的俗称,与水反应生成乙炔气(CaH2)。自1903年法国科学家皮卡门将氧—乙炔气运用到金属切割和焊接后,乙炔气就成为全球金属焊割的主要燃气。现在工厂都采用专业工厂瓶装的乙炔气,而过去工厂里较多使用乙炔气发生器自制乙炔气。电石是生石灰样的块状物,放入装满水的乙炔气发生器,就会产生易燃的乙炔气。电石与水反应非常剧烈,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乙炔气发生器的压力;乙炔气发生器上装有压力表和安全阀,是以免压力超标引起爆炸的重要安全部件。  
    当我来到隔壁锅炉车间装电石的箱子旁,看到距离我两米的乙炔气发生器上压力表指针并不在零位上,而是有指示的,这说明发生器里还有乙炔气,点不着火可能另有原因,我于是准备回去叫任师傅过来看看。
    就在我刚要转身走时,突然只见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刹时烟尘遮蔽了厂房内的灯光,周围一片漆黑;我第一反应是:“乙炔气发生器安全阀失灵,回火爆炸!”以前听说过回火爆炸的事,今天让我碰上了。我清醒地感觉自己没有受伤,因此判断爆炸并没有形成碎片,但可能会有某部件腾空飞起,例如发生器的顶盖之类,马上就会砸落下来;我第二个反应是立即朝有柱子的方向跑去,藏身于柱子后面。
这时,我听见任师傅在恐怖地狂呼:“何欣——!何欣——!”,他以为我非死即伤,吓得声音都带着哭腔。
    “我在这儿呢!”我叫道。
    “你没事吗?”黑暗中他看不到我,仍叫着,声音还在颤抖。
    “我没事!”
    “你真的没事吗?”他还不太相信,声音里还有疑惑。
    过了一会儿,爆炸的烟尘散去了,灯光又照亮了厂房,爆炸后的乙炔气发生器支离破碎地躺在地上,发生器的一块钢板打在十米远的墙上,方向正好与我当时站的位置相反。我侥幸地躲过一劫。
    任师傅和我的两个徒弟看到我从柱子后面走出来,毫发无损,都瞪大了眼睛,又惊又喜。爆炸惊动了许多人,大家来到爆炸现场,听说我就在近旁而安然无恙,也连连称奇,都说我命大福大造化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等。
    我则庆幸当时不是我的徒弟来加电石,他们不会像我那样想一想,看一看,肯定是直接开启乙炔气发生器顶盖,而当时回火已发生,发生器内部压力正在急剧上涨,一旦顶盖被贸然打开,一场人身伤亡事故就不可避免。现在总算无人伤亡,真是万幸啊!(完)

2005.11.12





最后编辑何欣 最后编辑于 2009-10-24 13: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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