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日入伙知青队，自此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力。 原先在生产队到了时节农民自会知道该做什么农活。然而到了乌托邦式的知青队，多一个稍微懂些农活的知青帮手也没有，真是叫苦不迭。60多亩一垄和一畈土地已经划拨到知青队名下，自此用老表的滴话来说：“能说会道”的知青有没有饭吃已经和我们完全无干。 此时，刚建立的知青队，绝大部分上海知青此刻还在探家中，不到春暖花开的日子是不思归队滴。好在大队及时委派来了一个懂农活的政治指导员，当我们俩巡视完知青队的“领地”后，得出知青队一年的粮食收成主要靠一垄一畈的早稻收成的结论，这些划拨给知青队的靠天吃饭的田亩栽种双季晚稻那是根本不靠谱的。正月十五一过就开始谋划早稻的浸种问题，可是刚建立的知青队哪有稻种，稻种也需要因地制宜，它需要以稻谷加价后与相邻生产队交换，可是换稻种不是易事，每个生产队不会过多的留备稻种，好在有大队的支持总算把稻种交换落实。有了稻种还需要根据不同稻种的生长期来安排浸种的日子，而浸种的日子又和插秧的日子有关，畈田的水温回来得早，垄田的水温回升得迟，垄田的上半截又多是翻浆田水温上来的更慢。不得已小小的知青队就是浸稻种也要分几批，头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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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天，在那二年里让知青队头上的那片天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让乌托邦的知青队稻谷满仓，没人再担心有没有饭吃，熟一年吃二年。
插队八年多，在知青队劳作二年是最最难熬的，在那里的精力、体力的付出超过了生产队五年劳作的累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