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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 - 2008-11-15 11:09:00

(不好意思,若有媒体转载我的文章,请先征得我的同意。谢谢!)


    业余时间在网上溜达,我发现了老知青的网站,竟触动了我的知青情怀。这一情怀,不仅是早就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还在于我的一个老朋友的缘故。我的这位老朋友前段时间身患重病,当时就被医生判定为不久于人世。在医院里,我陪在他的病床前,看着他痛苦的神态,我无法帮助他解脱丝毫,我也不愿再去向医生和他的亲友打听他的病情,我知道他将要离开我们。而且,他已经失去了表达感情的能力,无法说话没有了脸部表情。就象一些电影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打起精神,和他一起回忆我们那段难忘的历史,那些知青轶事趣事,说到情深处,我这朋友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在他床边日夜伺候的妻子都宽慰地说:“只有你来,他才会露出一点笑容。”讲了不少的“段子”,于是就有朋友提议把这些“段子”写出来。于是就更加深了我的知青情怀。于是我就有了在这样的知青网站上发“回忆录”的冲动。
    可是,我自觉才疏学浅,无法写成头头是道的文章。想想还是信手拈来,写我熟悉的写我经历过的,写我当年听说过的知青轶事。反正在老知青的网站上没有多大的约束。于是,我就有了今后的陆续的片段的回忆。
大光 - 2008-11-15 13:16:00
    我的这位朋友已经乘风仙去,我陆续写下的这些文章既是对我们那段难忘岁月的回忆,也是对我这位老朋友的纪念。
大光 - 2008-11-15 13:43:00

我是69届“知识青年”

  
    我是一个69届“知识青年”,我不是“老三届”知青。
  我小学毕业于1966年6月。其时恰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由于“无产阶级大革命”初期,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需要发动学生们组织起“红卫兵”对那些“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冲击,因此党中央一直到各级地方党委(当时是“党领导一切”,政府机构已被冲垮),一致采取了“停课闹革命”的政策,让那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去冲击各级政府与各需要打击的部门与领导。所以,象我们这些刚刚从小学毕业的小学生们,走出小学校门后不能跨进中学门槛,无课可上,只得游荡于社会上。由于自解放以来全社会一直抓住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经济观念,只有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所以凭心而论,当时的社会风气确实是很纯净的——人们的头脑里只有政治,没有其他“杂念”。因此,我们虽然游荡于社会上,但绝对不会沾染上所谓的资产阶级习气,也不会受到来自什么方面的侵袭的,只不过当时社会盛行“文功武卫”,打砸抢事件颇多,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被这样的风气带坏了。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上海的66届小学毕业生是没资格参加这次史无前例的运动。我们这一届后来被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的学生就这样游荡在社会上整整两年多,直到68年9月,红卫兵们没有了多大利用价值了,学校才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才得以踏进中学门口。“停课闹革命”在当时如同“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一样,全国相同。
  “老三届”知青,我以为只是指66、67、68年有中学、大学学籍的、还应该在大中学校读书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没能继续读下去的在校学生们。“老三届”的另外一个含义,可能还指他们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标志——“红卫兵”。我的记忆里,只有“老三届”才有资格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才有资格参加初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运动。而其他各届学生后来戴上的“红卫兵”袖章,只不过是一种“赶潮流”,即使参加了文革,也是中后期的事,与“老三届”在文革初期的特殊身份和“历史作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69届”只是单指66年小学毕业,68年进中学(有些地方68年都还没“复课”),于69年被冠之于“初中毕业”的这一届初中都没好好读过书的学生。其他的如高中、大学都没有“69届”。因为如果按届别算,高中、大学的“69届”就是初中高中的66届,而当时在文革时代,高中大学都没有象初中这样“复课”重新开课的,因此也就没有了高中、大学的69届毕业生。
  所以“69届”的指向很单一,只是单指实际上是66年小学毕业,名义上是69年初中毕业的学生们。他们的人数在“知识青年”中占的比例可能是最少的。
  可以说,“69届”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世界上自开办中学以来整体上在校学习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的初中学生。时间短,是因为在当时的国家“法定教育时间”里,69届初中生只是在校不到一年就“毕业”了(而在其前后的68届70届起码在校时间都呆满了一年以上)。质量差,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学习环境差。当时,经过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文化大革命由初期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各类“造反”组织充斥全社会,因此即使学校实行了“复课闹革命”,学校里也是大字报横飞——“红卫兵”们贴老师(当然是“牛鬼蛇神”的老师)的,学生斗老师,老师斗老师的现象盛行,校园里一片混乱。二是教材差。当时刚开始“教材革命”试点,原先及以后的课程设置体系早被冲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基础科目都被取消。各地各学校都在小范围里(因为大的前提是搞文革)尝试“教育改革”。我们上海试行的科目是“大批判”代替语文,“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代替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虽保留,但内容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在我的记忆里,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没学完,就“毕业”了。而我在当时是学校里学习最用功的少数学生之一(这是后话,以后在本轶事系列里陆续谈)。三是教学意识差。当时老师们人人自危,66年67年68年的文革初期,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系统,有教育经验的权威们都被打倒,而没教育经验的根本就无心教育,另外当时校园里进驻了一支特殊队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毛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想下,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大老粗们领导起“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老师们成了工宣队监督的对象,更是不敢“乱说乱动”。而学生的学习意识更是差。一个小学毕业生,对社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懂,没有了外界的约束,能有几个会老实地听从老师们的管束?当时课堂里,上课时爬课桌的随便进出的骂老师的,上语文课(大批判课)时批斗“牛鬼蛇神”打老师的随时可见,而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就是让学校看管住自己的子女,免得他们在社会上出乱子找麻烦。四是教程差。由于当时没有成熟的教育体系,没有成熟的教材,老师们即使存心教书,也不敢沿用老的教育体系、老的教育方法、老的教育手段、老的教育思路开展教育活动。——实际上没有“课”可上,因此,他们只能根据上级的指示,对我们进行“学工”、“学农”教育。当时的所谓“学工”、“学农”教育,实际上就是到工厂农村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无偿劳动。当时的“学工”、“学农”教育,教育系统学校方面可能就是为了消耗这难熬的一年教育时间而进行的。这反复几次的“学工”、“学农”教育,我们69届的学习生活就被耗费了几个月,再加上寒暑假,我们的实际学习生活就少得可怜。然后就开始酝酿“毕业分配”。我也就有了后来被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生涯的开端。
  所以,69届的整体是所有中学生中知识层次最低的,他们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当然这也怪罪不得他们,其实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极为追求知识的,比如我。可是历史不让我们继续求学。——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吧。
  哎呀,上面这种写法好象过于严肃。以后,我就不拘泥于事情发展的时间脉络,以回忆轶事的方式抽空随便写。反正在这里本来就是自由发挥的。
  谢谢各位!
大光 - 2008-11-15 13:51:00

别了,上海,我的故乡!


    在我临近知天命的生命段里,当我看着进入高中的十六岁儿子那不懂事的大孩子神态时,我的脑海里不由得常常浮现出我在他这样的“花季少年”时期的往事来。十六岁,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决定了我的青年时期,并影响到了我的中年、老年以至我的终生。
    我的“花季少年”时代,正值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经历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揭批“三家村”、“破四旧、立四新”、天安门八次红卫兵大接见、红卫兵大串联大造反、揭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等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之后,全国的文革运动由初期的学生运动转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全社会政治大运动,并经过了“文攻武卫”建立“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的阶段,新的“革命政权”已经建立,最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始设想文化大革命要“以安定团结为好”了。那些“文革初期被利用”的数目庞大的66届、67届、68届“老三届”高中、初中红卫兵与非红卫兵们,以及将要在以后毕业的游荡于社会上的适龄中学毕业生(大学早已停办)的去向问题成为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层领导的一大难题,而处于狂热政治热情的这类绝大多数“大小孩”们对自己的人生前途大多已经习惯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迷信盲从心态,根本无法也没想到要把握自己的人生轨迹。
    那几年,全国人民已经习惯了“红海洋”的社会氛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主导。那时电视还未普及,最普及的是广播,大街上布满了高音喇叭,白天“语录歌”、“最高指示”和“样板戏”无时无刻、不管不顾地直往人们耳朵里面钻,不想听也不行。这样的广播一般要到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完毕才结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晚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是最为庄重的政治性节目,各地电台必须转播。每逢有重要的大事,比如“最高指示”的发表,各地电台一般都会在本地电台通知或通过各级组织事先预告到基层,让人们组织收听晚上八点的该档节目。如果预告有“最高指示”将发表,各类“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还须组织人马连夜敲锣打鼓地游行,到上一级组织或到当时的政府机构“革命委员会”去“报喜”庆贺。
    1968
年12月里的一天,人们已经得到预告,今晚将有重要新闻广播。八点不到,人们习惯而虔诚地等待倾听来自北京“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声音。晚上八点准,当广播里“嘟、嘟……”六声报时音与“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的自动播报音过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浑厚而庄重的声音终于在寂静的夜空里响彻寰宇、传遍世界:
    “现在广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还未等播音结束,夜空里已经传出了鞭炮声、锣鼓声。虔诚而激动的“红卫兵小将”们率先欢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早在十多年前,人们已经从课本里、报纸上、宣传画中,学习到了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先进回乡、下乡青年们到农村去务农受到中央领导们称赞、表扬的事迹,学习到了“社会青年”们到新疆“支边”、到四川等地“支内”等报道,也知道不久前有红卫兵自发地要求到边疆去的新闻。现在,伟大领袖发出了“战斗号召”,紧紧跟随红司令战天斗地的红卫兵小将们哪有不响应之理?
    如果说,把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比喻为小规模的尝试性局部游击战的话,那么这次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后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给中国历史带来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全面人民战争!
    1968年12月21日
,历史已经定位: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紧接着,从国务院到地方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乡办”)、他们与各大中专学校抓紧落实毛主席的这条伟大指示;新闻里,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各级的“知识青年”家长们积极支持并动员自己的子女到农村去,到边境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播里,慷慨激昂的上山下乡歌曲代替了“语录歌”、“样板戏”;大街上,“文攻武卫”的大字报、大标语被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学生们“表忠心”的决心书掩盖,他们有的甚至写了“血书”要求被批准第一批赶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抢占了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风头。
    不久的日子,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出发了。媒体对首批知青的上山下乡宣传程度绝不亚于当年开赴前线作战的将士们。大孩子们是非常容易冲动的,人人都想“打头阵”,都想当“战斗英雄”,谁也不想当“孬种”!即使是“思想落后”的父母们拖他们的后腿,其中也有敢于与父母们“决裂”而偷偷报名跑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的。
    “最高指示”发表的时刻,我刚进入中学校门不久。从小到大,我是个学校活动的积极分子。对于学校里、老师们发动组织的活动历来是积极响应、全身心投入,争当先进的。那时,看着“老三届”学兄学姐们奔赴“前线”那光荣的神态,心里好羡慕啊!而我却还要强制坐在课堂里“复课闹革命”的呢。
    终于,一年后的1969年秋季,在“老三届”被基本分配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这届实际上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学被冠以“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开始被“毕业分配”了。我也以能够投身于这火热的上山下乡运动可能“名垂史册”而自豪兴奋不已!
    与“老三届”们不同的是,我们这些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全部被分配到外地,但在以前分配的“老三届”里至少还有“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至少还有在上海郊区插队落户,至少还有“投亲靠友”到附近亲友所在的农村插队落户的。我们这种全部被分配到外地去上山下乡的做法,当时被称做“一片红”(与“四个面向”相对应)。(也有的学校里六八届已经是“一片红”了。)
    但在当时,我们怀着“一颗红心”“解放全人类”的豪迈壮志,感觉到响应祖国号召去外地战天斗地远比在本地农村那种小农经济里俯首黄土辛勤耕作高尚伟大得多。于是在公布第一批去黑龙江呼玛县漠河公社插队去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瞒着父母首先在学校里报了名。
    名单公布后,我的报名马上被父母知道。父母流着泪劝我不要到外地去。因为他们辛辛苦苦抚养我们弟兄几个实在不易。我的两个哥哥已经响应祖国号召上山下乡去了。大哥去了四川“支内”,小哥去了本地农村插队。父母怎么也舍不得让第三个儿子又远走高飞到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去“吃苦”。而我满脑子地想早点脱离这“剥削阶级”家庭,坚决不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要到广阔天地里锤炼一颗红心,彻底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做一个红色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的潜意识里,充满了那种对神秘的外地广阔天地的好奇心理和探险心理。
    第一批被“批准”到黑龙江的同学名单公布了。果然如预料的,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没被批准在内。
    看着被批准的第一批同学戴着大红花,穿着绿军装,背着军用背包,喜气洋洋地被簇拥着在大街上游行,接受家乡父老的欢送,我的心里既嫉妒又气恨,恨这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贻误了我的政治前途,更增强了我背叛这可恨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勇气。
    看到我这不知天高地厚,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倔强态度,“从不关心”我的父亲终于在文革那样巨大的社会压力前,与我进行了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认真的谈话,他的虚心诚恳态度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冥顽不化”,最后他竟被我的一句话梗得流下了眼泪。我当时气恨地说:“都怪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都怪我有你这样的父亲!”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就咽住了气,无言以对,沉默着,好久才掏出手帕,转身,低头,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地默默擦眼泪、擤鼻涕、清喉咙……虽然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在我面前哭泣,但我当时心硬如石,转身离去!
    ——爹爹,请原谅我当年对你的冒犯!原谅你当年不懂事的儿子对你的不孝!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我后来当了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也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的时候,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当年父母对我的慈爱,我才意识到我当年那绝对伤害父母养育恩情的举动人所不齿!
    父母宽容地对待了我的叛逆。没几天,我被母亲陪着送到了市区的大舅家。那是我从小就盼望的好事。大舅家,有我喜欢的表兄弟姐妹们。那时,交通与通讯不便,从郊区到市区是极为不易的事,况且当时的经济困难,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一家人是难得到大舅家去一次的。这次,父母竟让我在大舅家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我出生以来破天荒第一次的啊。过了好几年,我才理解,父母把我送到大舅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不懂事地报名到外地去,是为了让我避开每天都要敲锣打鼓地上门动员的人们,是为了不让我看到我的父母被单位暂停工作进学习班被动员让我上山下乡的情景!
    过了1969年国庆节,妈妈终于来市区大舅家接我来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妈妈流着泪,跟我讲从小抚养我的不易,和我一起回忆我小时候,我们全家亲热和睦的情景,讲我的两个哥哥离家后,家庭的冷落寂寞。妈妈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她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竟也不住地伤感起来。
    最后,妈妈无可奈何地告诉我,这次接我回家,父母已经被迫同意让我到云南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去上山下乡了(后来,我才懂得,要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当时是遭受到了多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的啊)。因为他们反复考虑,觉得美丽富饶、气候宜人的西双版纳总比寒冷荒漠的北大荒要好得多,更何况那里是建设兵团,拿工资总比自己挣工分的日子要好过得多的。我的小哥,插队落户在本地,也还是食不裹腹,辛苦劳作一年,到头来都要“透支”的。(注:“透支”,是当时农村经济分配方式的一种结果。那时,农村经济分配采取平时先预支基本生活必须的物品,再到年底结算全年劳动收入的分配方式。“透支”,就是到了年底结算的时候,收入低于预支的现象。)
    回到家里,我的许多同学已经奔赴黑龙江去,我连欢送他们的机会都错过了。
    既然已经“被批准”去了云南,父母又开始为我的出发做大量准备。在当时社会物质极端贫乏的时刻,父母的操劳之艰,实在是难以言表。

1969
年末,学校里代办了我的户口迁移。我的灵魂——户口,在1969年末被迁往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我的上海户口被注销。从此,我就不是个上海人了?!
    出发前的准备已经就绪,就等着时刻一到,我将赶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但就在成行前,有消息传来说,从昆明通往西双版纳的玉溪、峨山地区发生大地震,交通中断。我们这一批同学被迫滞留在家乡无奈地在家乡度过了1970年的新年。过年时期,家里没有欢乐,只有忧愁:只以为云南美丽富饶,却不料还有令人担心的自然灾害——大地震!
    忐忑之中,出发的具体时间终于通知下来——1970年2月23日13点13分,上海北火车站的知青专列准点开车启程!
    2月23日
凌晨,父母早早地起床。看得出来,他们的举动已经随着他们的心绪波动而不知所措。我即将离开家庭,一只雏燕即将离巢,我的亲戚、朋友们也早就赶到我家,为我送行。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亲人们,同学们,老师们纷纷赶到车站,送我们出远门。十点左右,公交专车载着我们来到北火车站。上海某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的表哥特地赶到火车站。亲人即将分离,人们心里充满了不舍的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站台上,不断而来的人群逐渐增多。可能我们这后几批的上山下乡队伍,已经不能起到带头和鼓动作用了,所以连欢送我们的大红标语、欢送的人群以及敲锣打鼓的场面都省略了,看不到报纸上、广播里报道的那种响应号召奔赴广阔天地欢天喜地、激动人心的场景,至少我没看到一张临别前的笑脸,难得见到人们在照相留念。我站在站台上,心里不由产生出丝丝惆怅。整个站台上,人们一堆一堆地分散聚集着,空气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哀哀凄伤,大多的人群都在做临别前的嘱托。每有一列客车驶离车站,总会引起人群的一阵骚动。
    妈妈已经有点脆弱过度,神志有点恍惚。连简单的充当午饭的点心,她都没吃得下去。她不时地拉着我的手,深情地望着我。那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分明是舔犊似的母爱,是即将母子分离而显得无奈和绝望的痛楚。电影里那种生离死别的情景活生生地出现在现实里。她不时喃喃地叮咛我:
    “大光,到了云南,要经常给家里写信!”
    “大光,到了外头,要当心身体!”
    “大光,不要轧坏淘,要做先进!”
    “大光,在外头不要吃香烟!”
    “大光,在外头不要吃酒!”
    “大光,千万不要谈恋爱,等你回家以后再找对象!”
    “大光,……”
    要在平时,我一定会嫌妈妈罗嗦,可在今天,我的心里象是被塞进了无数的稻草,堵得我胸口发闷,气难喘!我只是低着头,乖巧而小声地答应着:“嗯”、“嗯”、“嗯”……
    十二点多、将近一点,大孩子们开始登上火车。车厢是按地区分配,座位是按学校和班级分配。进了车厢,同龄的伙伴们开始显现出明显的不安——上了这车,就意味着真的要离开父母、亲人们了!此一去前景究竟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人们争着挤到车窗前,从窗口里探出身去,要与亲人们再见“最后”一次面,要和亲人们再说“最后”一句话。
    火车下,站台上,人们挤到了车窗前,争着与车上的孩子们握手,叮咛。站台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将靠近火车的人拉进安全线内。
    一点多,火车强烈地震动了一下。按照汽车的经验,这是车子开动了。人们的情绪空前地激动起来。哭声、喊声顿时响成一片。但火车却没动,原来这是火车头与车厢对接时产生的冲撞。
    我的母亲和父亲被挤在了人群的中间,而我的兄弟亲眷们为保护我的父母,也没能挤到火车前面。
    火车还没开,人们的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但过了没几分钟,火车却悄无声息地滑动起来,当人们发觉火车开动的时候,火车已经离开了人们刚才交流的位置。火车开了!顿时,人们清醒过来。哭声、叫声、喊声,形成一片喧嚣声,此时此刻达到了顶峰。
    亲人们,再见了!妈保重!爹保重!——我使劲地喊着,但我的声音被湮没在嘈杂的人们哭喊声里,我听不到亲人们响应我的呼喊。奇怪的是,我竟没看到亲人们抬起头来与我告别,连个挥手的动作都没有!他们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开动,也没人看到我离开的身影。我挤开别人,尽量把身子探出窗外。透过人群杂乱挥舞的手臂,我清楚地看到,我的亲友们这时都紧张地俯身弯腰,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们那个人群的中央!我清楚地看到,人群的中央是我的妈妈!我清楚地看到,我的妈妈已经瘫软地倒了下去!我拼尽全力地叫喊着:“妈……妈……”可是,逐渐加速的火车把我和亲人们的距离越拉越大,越拉越远!!!
    妈!你怎么了?妈,你到底怎么样了?妈,你为什么要倒下去!妈……妈……
    刚刚过了十六周岁的我,怀着对亲人的思念,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怀着对资产阶级家庭的彻底决裂,义无返顾地踏上了社会,开始了我尚未成年的人生征途……
    别了,上海,我的故乡!
    别了,生我养我的爹爹、妈妈。虽然因为社会与政治的原因,我恨这个家庭,但我的血管里,流淌的依然是你们的血!


滴水湖畔 - 2008-11-16 10:58:00
这些文章都曾经阅读过,很好的.我们一起加油!
大光 - 2008-11-16 19:47:00
    谢谢滴水湖畔!
    你可是我们赴云南知青中的一位秀才啊,向你学习!
    我们都有过那难以忘怀的岁月,刻骨铭心的记忆常常走进我们的梦幻,至老不忘。用文字记录下这些往事,对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的后代,对我们的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这里只是把我过去的零星文字翻出来,借这块宝地保存起来,免得丢失而留下遗憾,所以确实有许多篇章在其他地方零星地出现过,但也有的篇章还没发出来过,或许,我以后还将把我各有关的活动、记忆或随想之类的化作文章发在这里,谢谢朋友们来我的小屋来做客!
    我也会到你的府邸拜访,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
    再次谢谢!
大光 - 2008-11-16 19:56:00

“不许动!”



    我随着“上山下乡”大军来到了西双版纳勐腊县,被编入水利二团九连。 
       
到县城接收我们的是一个现役军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他那高大的身躯,一身紧身妥贴的军装,配以一条军用斜挎带和腰间的一根皮带更把他勾勒得特别精神。尤为醒目的是在大城市看不到的他那腰间用真牛皮包裹着的“真家伙”——一支五四式手枪!这就是我们的唐连长!
  顿时,我们为有这样一个连长而鼓起掌来。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个威武雄壮的军人连长而自豪。
  到达连队驻地,已是下午。虽然我们住的是四面透风(用篾笆作围墙)头顶可见太阳月亮床下还长着青草的茅草屋,但大多数知青都被这充满神秘充满新鲜的“准军营”生活吸引住了。
  连队的周围尽是山岭,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件有生气的东西。有的只是我们这一百多号来自上海的知青们。晚上,我们睡在床上,听到的是那些令人起鸡皮疙瘩的不知名的野生动物的吼叫、鸣叫声。初到连队的那几个月里,常发现有野生小动物跑错地方来到知青群中的,比如有蛇钻进知青的被褥,有马鹿被知青们烧山逼得走投无路逃进知青的宿舍的。有一次,我午睡了,听到有一个轻轻的木头摩擦发出的声音,我起床循声寻找后发现竟是一只竹鼠——一只专以山上竹根为食的鼠类动物。我当即把它砸死,烹调成一锅美味野味,与朋友们共享。
 
    初期的神秘感新鲜感过去后,知青们陷入了孤独冷清的境地。那时没有收音机,更无从谈电视机。为了排遣知青们的无聊,连队领导每天安排学习:读“老三篇”,读报纸——那是每天刚到的一周前的《云南日报》。一直读到晚上熄灯。实在为了排遣,就大唱“样板戏”片段。那时,我能够把八只样板戏的全部唱段都唱出来,几个“精彩”的对白都能背出来。
  十七八岁的知青们正是好动好玩时期,也是情窦初开时期。各级领导为了有效管好知青,从上到下出台了不少措施。其中比较强硬的是“三化”“三不准”。
  “三化”就是: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
  “三不准”就是:不准谈恋爱,不准吸烟,不准喝酒。
  处于生理发育期的知青们无论怎么禁锢,也无法制止他们与天俱增的生理需求。渐渐地,开始有知青偷偷地“谈情说爱”。被领导们发觉了,小则批评,大则批斗。更严厉的措施是:不准男女知青窜宿舍,不准男女知青单独见面。如果因为工作需要男女必须交谈的,必须三人以上,而且必须在宿舍以外的地方。这些现役军人们套用他们军队里的做法,企图强制隔离男女交往。——后来我想,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按性别编制呢?比如把男性知青全部编成一个男连队,女性则另外编成女单元,相互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相隔远一点,再加上军事化的管制,那种男监与女监的模式尽可让各级领导们放心的。
  在文革时期,自会有人向领导们打小报告让领导们知道男女知青动向。于是,男龚与女潘的偷偷交往被连长纳入重点监视对象。(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宿舍四面透风,可以看到外面动静。所以男女宿舍是按性别一排排分开搭建。一般女知青为了“遮人耳目”都在自己宿舍里用报纸布块之类的东西遮住自己床前这一小块天地,以挡住外界视线。)
  那是一个旱季,在傣历年——泼水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中午,全连都处于午睡时期(准军事化的生活,午睡必须全连一致),机警的连长从床上发现了男龚悄悄地往厕所方向走去。要是别人,要在别时,连长可能也不会多有什么动作。可他想到这是个重点监视对象,于是他悄悄地起床,挎上手枪,尾随男龚而去。
    那男龚想来也知道自己做的是秘密工作,所以不时地回头窥测有无跟踪者。可他哪知道我们的连长是当年支援缅甸抗法战争的侦察员,知青的这点“野路子”反侦探技巧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小儿科”而已。连长的跟踪丝毫没有引起男龚的警觉。
  男龚没发觉背后的不寻常,于是饶过野外的连队厕所顺着一条密林小道向山上爬去。当他气喘嘘嘘地来到山上一处平台处时,他的“心上人”女潘已经等在那里了。因为是“偷情式”的约会,也许是压抑得太久的缘故,他们没吭一声不象现在的小青年唧唧我我地噜苏,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那时也没有什么爱情启蒙教材,他们也不懂怎么样动作,只是那样紧紧地抱着。如果连长不是个急性子,说不定他会看到更精彩的镜头。但是连长紧接着马上做出了动作,——或许他不想看到下面更令他难堪的局面——只听得猛然间晴天霹雳:“砰”地一声枪响,把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人世界的龚潘俩震得瘫倒在地,紧接着耳边传来一声猛喝:“不许动!”。年仅十七八岁的孩子哪经历过如此真枪实弹的洗礼,何况自己也知道触犯了连队的天条。两人抖抖颤颤地从他们那欢乐一时的小窝里站立起来,尴尬紧张地整理好衣服,耷拉着脑袋低垂着双手象犯人似地被连长押解着往连队走去。而我们的连长象当年从缅甸战场上抓到了敌人“舌头”似地得意洋洋凯旋。
  接下去的日子里,连队就热闹起来,学习再也不那么机械教条地读老三篇读报纸了。对这次“偷情”事件,连队里组织了多次会议,大会批判小会讨论:如何正确对待知青接受再教育,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知青们嘴上的表态都是千篇一律,但心里的活动更趋复杂。那段时期,“不许动!”的喝叫声常常莫名其妙地在连队的某个角落响起——一些调皮的知青借此发泄发泄!待批斗一段时间后,男龚被调出了九连。——利用行政手段硬把一对鸳鸯拆开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这位貌似“清教徒”的连长,几年后竟被判刑四年,罪名就是“****诱奸女知青”,而且被****诱奸的女知青不下5、6个。据我所知,被这位连长“交”过性的,远不止这几个,但因为各种原因,好多女知青都没有大胆地检举揭发。

背景资料:
  我是和许多的上海知青,于70年2月23日13点13分(双十三,不吉利呀,呵呵。。。)同乘一列专车从上海北火车站出发,在70年3月5日到达云南西双版纳勐腊的。当时我们被编入思茅地区水利兵团第二团九连。该连地处勐腊至勐捧公路22公里路碑处。当时,西双版纳只是思茅地区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后来才升格为与思茅地区并级的地(市)级行政区域。
  说起来,西双版纳的“水利兵团”在编制上有点不伦不类。后来,我们才得知,我们这些知青原先是由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但由于地方上主要就是西双版纳政府急需开凿几条大水渠,将源发于山区的几条大河水从上游的崇山峻岭里开凿人工沟渠,把这些水引到下游的“坝子”(西双版纳山区里比较大的小平原、盆地)里,以应傣族人民的农业灌溉之需。但当时地方政府没有多余劳动力来开凿这样耗时耗财的大工程,于是就把我们这些来自于上海的知青暂时编制为地方水利建设指挥部管理的水利兵团。整个水利兵团下设5个水利团。水利一团、二团在勐腊承担开凿名为“南腊河大树脚引水工程”的水渠。水利一团二团的知青大多由上海市的南汇金山川沙青浦奉贤松江等区县的主要是69届知青组成。
  南腊河大树脚引水工程从70年初开工,到73年6、7月份建成。之后,水利兵团的使命完成,大部队重新归并为云南农恳总局(即当时改编没多少时间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西双版纳农恳分局,少部分因西双版纳地方政府需要而转为地方单位。

大光 - 2008-11-20 18:30:00

                      “这水不能喝!”


  初到连队,“吃”成了领导们最伤脑筋的事。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小B娃娃”的娇生惯养实在令那几个从没见过火车高楼是什么样的山区军人们恼火,虽然这些“城市娃”有不少也是来自上海郊区的农村。
  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盛产大米糯米。大批知青的到来,无疑给地方上的供给增添了非常大的压力。虽然上级要求我们尽量多种粮食作物和蔬菜,争取“自供自给”,但刚到勐腊,怎么也得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例如粮食必须由地方粮食部门供应。我们的主食是大米。团部安排我们连队的大米供应点是在勐腊县粮食局,所以全连吃的大米必须坐汽车去县城购买。我们团第十八连离县城最远,大约有三十五公里。但那时全团十八个连队加上三个营部一个团部,一共二十二个单位只有一部“解放牌”大卡车,除了到县城买大米,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那时到县城买大米有时要在勐腊县城住一夜,等第二天团部汽车来到县城后,再与其它的货物其它的事“并车”一起拉回连队。
  刚到连队,还没来得及好好地光顾一下这个县城,能有机会借买大米时在县城住上一夜,尽情逛逛玩玩(那时没有“旅游”一说),倒也不失为一件美差。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到县城“买大米”去的。
  下午到了县城,没花去半小时,整个勐腊县城就全部走遍。没什么能够吸引我们驻足的。随后,我们就借好了旅社,那是在大街上的“红旗旅社”。这是一个两层楼的临街楼房,下面是饭店,上面是客房。到客房必须顺着高低不平的小路饶到后面的楼梯上去。厕所是极为简陋的,就在楼下。所以,如果要在半夜起床上厕所还不如在上床睡觉前拉干净为好。那时这是全县仅有的两家旅社之一(另外一个旅社是“前哨旅社”,坐落在汽车站对面),全部是“无星级”的(那时根本没有“星级”之说)。楼下的饭店里饭菜极为普通,有一点猪肉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了。酒倒是有供应,那是当地自酿自栲的“包谷酒”,那味道至今我还觉得比“茅台”的还要好。虽然有“三不准”不准喝酒的规定,但是到了县城,“天高皇帝远”,偷偷地喝上一点又何妨。喝过酒,天就暗下来了。乘着酒兴,我们一行四人,还到街上“逛夜景”。可哪里有什么景色可逛的:整个勐腊县城黑灯瞎火(那时没有电灯,全靠煤油灯),街上也就一片漆黑。没有了灯光,我们的“游兴”荡然无存。于是摸黑上到楼上客房,醉醺醺地脸也不洗,脚也不擦,就上了脏兮兮的床睡了过去。
  一夜睡过,倒也舒坦。只记得半夜里曾有人起床喝过水——可能是喝了酒口渴的缘故吧。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小王直喊口渴,不等穿衣完毕,就光着身子提起热水瓶全部倒出瓶里不多的剩水喝了起来。一口下去,他就嘀咕起来:“这水怎么有股咸味?有股腥味?不对呀!”闻听此言,我赶紧拿着颜色都已变黄的玻璃杯,凑到窗前,仔细地用眼看,用鼻闻:“不对!这不是开水!这是尿!是谁把尿撒到了热水瓶里?老实说!”我知道,这肯定是谁在晚上被尿憋得受不了,又不敢摸黑下楼去厕所,就偷偷地把小便撒在了热水瓶里。
  “啊?!是吗?真是尿吗?哎呀,那可怎么办哪?我半夜里起来喝了个饱!”“眼镜”哭丧着叫起来。我心里明白了。这尿肯定是四人中最后那一位假睡没醒的“老憨”干的!这家伙,还装着打鼾呢。我该怎么办?拆穿他?这样做肯定后果不可收拾。说不定他会倒打一耙,咬定是我干的,我那时可是有口说不清了。我紧张地思考着。那“老憨”的呼吸也时紧时慢,看来他也快忍不住了。
  人说“急中生智”,我赶紧向窗外倒光了杯里的尿,还使劲甩干净杯里的水滴:“没事没事,我搞错了。可能这是旅店里隔了好几天的剩水,或者水质不好有点异味罢了。没事没事!”“真的吗?如果真是尿,那可怎么办哪?我喝下人家的小便,我可怎么办呢?。。。不是尿就好就好。”小王和“眼镜”都宽慰地松了口气。我看了一眼“老憨”,他也嘘了口气,终于醒过来了:“你们吵什么呢?还早嘛,团部的汽车还不会来的。”他倒关心起工作来。
  事后,我想可能小王和“眼镜”也心知肚明,只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吵也没用的,即使伤了和气也于事无补,不如乐得顺势做个人情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只是这尿的味道无论如何也是恶心的。
  我观察了几天,喝了这尿的两位朋友没有发现有什么病态的迹象。如果真有什么疾病发作,看来“老憨”和我真得受的。



大光 - 2008-11-23 8:42:00

“鸡巴是什么?”

  粮食问题是解决了,但蔬菜问题更令领导们头疼。眼看年关将近,“年货”还没着落。当时的“年货”,本来就水平不高,休闲时有西双版纳的特产热带水果比如甘蔗、芭蕉更稀罕的有菠萝蜜等吃吃就可以了。但惟有一样是万万不可忽视的,这就是大年夜的下饭菜总得象样点,不能象平时那样一碗白米饭和一锅盐巴汤吧。军人领导们可以被邀请到他们自己的部队里去“团拜”,而知青们唯一可依靠的上海家长们寄来的食品也大多被馋嘴的小青年们吃得差不多了。县里配给的年终每人1斤半的猪肉,因为拉来太早,而且西双版纳的春节不比内地,气温是全年比较暖和的时节,拉来的那些猪肉本来就不新鲜,所以一到连队就被煮着吃掉了,否则等到大年夜,肯定会被全部丢弃。“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国人的传统佳节到来前,已经有女知青思乡情切,不时从女宿舍那里传出哭泣声了。这年夜饭的下饭菜该怎么安排呢?
  鱼,炸鱼!现役军人的连长下了决心。唯有这个方法可以解决连队的“无菜之饭”。
  我们连队就坐落在南腊河边。这是一条宽大的由无数小溪汇合成的大河,它的下游就是中缅越老的界河湄公河。我们到来之前,这里是原始森林,这南腊河就是原始河流。我们刚到这里时,传统的捕鱼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在白天,傣族男子提着长砍刀,在河边“巡逻”,看到水面有鱼游动,就眼明手快地用刀砍鱼。另一种是在夜里,傣族青壮年划着竹排或傣家独木舟举着火把,在一个河段拦上一张鱼网,然后到上游用长竹竿使劲拍打河水,把上游的鱼群赶往下游的鱼网里,让其“自投罗网”。
  而用炸药炸鱼,在南腊河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炸鱼的消息被严格封锁。春节前的一个下午,连长亲自把筒状炸药包扎好,插好雷管,串好导火索,带着几个水性好的知青偷偷地下到河边。那时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真枪实弹的炸药爆炸。只知道,“爆炸”是极为可怕的。大多数知道炸鱼行动的人都远远地在岸上眺望。企望中,人们只听得“轰”地一声闷响,倒也没见什么惊天动地的原子弹似的爆炸云朵出现,人们看到的是河面上腾起一根很大的水柱,其中还夹杂着不少白花花的鱼。后来才知道,连长怕初次爆炸出意外,炸药的药量放得很少,所以没有出现如人们期望的那种声势浩大的爆炸。
  大多数知青都不知道那天下午炸鱼,所以在宁静的山沟里冷不防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是引起了一阵骚乱。待人们知道是炸鱼后,都争先恐后地跑到河边去或观看或捞鱼。爆炸声也惊动了在不远处劳作的几个当地老乡。他们也抢先跳到河里争着捞鱼。
  由于水面下的鱼群自古以来就过着“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水面下的鱼群“子孙满堂”,多得不计其数。一声爆炸,犹如三十多年后残害它们的人群在地球另一端发生的惊动人类的“911”大爆炸一样,鱼祖鱼父鱼子鱼孙们全都翻着白肚皮浮上了水面。顿时水面上白花花地一片,人们尽情地在河里打捞,个个都发出难得的欢笑。

    看热闹的人群里当然也有女知青。当她们下到河边时,河里争抢鱼群的战斗将近尾声。连长和男知青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水上水下地忙得欢。对这些光身子,城市来的女学生看得多了,倒也落落大方,男女双方没有丝毫的羞涩。她们叽叽喳喳地指挥着水里的男知青们这里那里地捞河里剩下的鱼。猛然间,她们听到河里有人在冲着她们“哇啦哇啦”地大叫,到后来简直就是愤怒的吼叫了。她们往河里看去,只见几个傣族老乡埋在水里对她们乱吼。她们觉得好玩,越是老乡们叫,越引起她们的好奇,越赖在河边不走。河里的老乡实在忍不住了,其中一个跳出了河面。露在女知青面前是一个“赤条条无牵挂”的裸体男人。这男人浑身上下被阳光晒得无一处白亮的皮肤(后来才知道,以前的男性少数民族老乡下河都是采用脱光遮体的饰物赤条条方式的),只见他用左手捂住“私处”,右手使劲地气愤地挥动着,嘴里总算发出了这些女孩子听得清的话语:“鸡巴!臭鸡巴蛋!……鸡巴……”女知青们起先惊呆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男人光着身子公然站在她们面前的阵势,一时间无所措手脚。隔一会儿,才如一群小鸡,忽地一下四散往岸上逃去。其中一个长得俊俏的姑娘正好迎面碰到连长送鱼到伙房回下来,她认真地不解地急急问连长:“连长连长,‘鸡巴’是什么东西?是一种什么鱼吗?为什么傣族老乡那样生气呀?”那时的连长还是一个正统军人,他竟也被问得红了脸,假装没听见急速地跑下了河滩。
  这问话,恰巧被号称“博士”的“眼镜”听见,他竟哈哈大笑着大声回答:“这鸡巴嘛,就是男子的小便器具,也是男子繁衍后代的生殖工具!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哈哈哈哈……”那俊俏女羞得无地自容,骂了一声“死相”,逃也似地躲进了她的安乐窝。
  事后,从女生那里悄悄地溜出一句话:那样的黑亮样,给我看也恶心。
  事后,从男生那里经常地窜出一句骂:臭鸡巴。
  那个大年夜,我们以鱼为主菜,以刚学会的“鸡巴”作笑料,总算度过了第一个远离父母的传统佳节。


大光 - 2008-11-24 7:24:00

我的死亡经历


  好象是直到十多年后,有科学家探究人在临死前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经过了许多科学的、不科学的研究,有论文得出结论说:人在死亡前的刹那,眼前会出现一道白光,会有一条通向遥远的深处的“隧道”出现在临死者面前。我不知道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的。但我回想起我在上山下乡时的一次死亡历程,好象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的连队在南腊河的对岸。也就是说我们唯一可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勐捧乡通向勐腊县进而通向家乡通向世界的公路与我们的驻地隔着一条宽阔的南腊河。
  南腊河起源于勐腊上游数十公里的崇山峻岭中,经过无数山溪河流的汇合,到我们连队前已经形成了一条雄伟的大河,每天孜孜不倦地向下游的界河湄公河奔去。在河面相对宽阔的地段,她是一个温顺的姑娘,水面平静得象一块镜子,悄无声息,难得有一张树叶掉在水面,也能发出一声亲昵的惊叫。在河面狭窄处,他又是一个调皮的“龙崽”(傣族老乡对男孩子的昵称),水浪不住地冲击着顽石,溅起阵阵水花,湍急的水流让趟水而过的人们倍感舒畅。在我的第二故乡,南腊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的所有“生命之源”都来之于她的恩赐。

    我们刚到连队,连接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办法是仿照当地老乡,用无数从山里砍来的“泡竹”扎成几十个竹排,再把竹排并排用竹子横着串联起来漂在河面,就成了一座独特的浮桥。为了防止它被水冲掉,就在河两边的大树上用钢缆连起来,再把浮桥用铁链条栓在钢缆上。西双版纳的“泡竹”别有特色。它的竹壁很薄,内空极大,所以具有极强的浮力。用它做浮桥是再合适不过了。“泡竹”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极为柔韧的拉力。傣族老乡用它剖成薄薄的竹篾,用它当作绳子包扎物品。另有更细腻的一种“泡竹”,老乡们把它剖成非常薄的篾丝,编织成他们喜爱的饭篓、刀壳等包装物,有的编织物简直就是精致的工艺品。
  旱季,我们常在浮桥上跑来跑去逗乐。那浮桥在我们的起劲踩踏下,娇妮地忽上忽下逗我们玩。晨曦里,河面上腾起阵阵薄雾。空气里,充满了热带雨林特有的温馨水气。水面下,鱼儿在自由地倘佯。丛林里,鸟儿在不住地呢喃。这如诗如画的境地,疑是桃花源再现。人们的心情格外地畅快。全连知青在浮桥上,洗脸刷牙洗衣服。傍晚,男知青们在浮桥上,肆无忌惮地桥上桥下水上水下游泳洗澡。
   
那年5月下旬,老天接连下了几天的暴雨。当地老乡出身的副连长判断:雨季来了。这时节,平时温文尔雅的南腊河摘下了它那妩媚动人的假面具,露出了它的狰狞险恶真面目。它裹挟着上游大量的雨水,形成一波波山洪,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击着两岸阻挡它前进的一切。我们心爱的浮桥,就象一件豆腐架子,在山洪来临初期,一命呜呼,瞬间被冲得无影无踪。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暂时中断。
  怎么办?全连所有与外界的联系必须通过河对面的公路。“即使河水再凶险,也隔不断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在连长的指挥下,我们扎了一个由上下四层泡竹竹排组合而成的巨型竹排,把它拴在原先就有的连接在两岸大树上的钢缆上。如果要到对岸去,人站在这竹排上,不住地把铁链向对岸划拉,慢慢地将竹排拉到对岸去。
  我是个“旱鸭子”。在我小时候,父母严格管教,从不让我下水游泳,所以直到西双版纳的雨季来临时,我还没有学会游泳。但我是连队文书还兼着通信员工作,连队里的报纸书信以及上级文件什么的都要我到团部徒步去取。旱季里,我是每两天去一次。雨季了,经连长同意,我隔三天去一次。
  那天,我从团部办完事,挎包里装着家乡父老乡亲的“声音”,回到了连队对岸。但不巧的是,在我离开连队的时间里,南腊河上游山洪暴发,我们前面的一段河水上涨了一大截。混黄的河水夹杂着上游的大树根大竹墩咆哮着一泻千里。竹排又被别的人拉回河对岸去了。我和对岸的连领导们知青朋友们大声呼喊。对岸传来的喊声是:河水太凶猛,上游冲下来的杂物太多,竹排拉到我这岸太危险,怕这竹排也抗不住,被冲掉,所以对岸要我再等等。我呆立在河这边已经近两小时。眼看太阳将落,我心里渐渐地被丝丝恐惧所侵袭。想起平时那些水性好的知青,能够在水面上拉着钢缆,从河岸这边拉到河岸那边,轻松自如的样子,我觉得眼前这点河水也没什么可怕的了。看看上游飘下来的杂物少了,想必山洪也接近尾声了。再说,我包里的这些书面文章特别是家乡亲人们的来信对于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显得多么地重要!早一点把远方来信送到他们手中,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我大声向对岸呼喊着:我要拉着钢缆过来了!请你们接应。
  我看到对岸聚集了许多人,有现役军人指导员有我的好朋友有当地老乡出身的副连长有地方政府派来的老职工,没有人反对了。只有对岸发来的“小……心……点……”的喊声。我想我该下水了。
  我看到平时他们拉钢缆,是面对上游,手拉着钢缆左右换手,很快就到达彼岸的。我不会水,为保险起见,我背对上游,用两腋夹着钢缆,这样倘使我抓不住缆绳,也可依靠两腋使劲夹住,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我把挎包用“油布”包扎好,挂在腰间。我从拴在大树根的钢缆爬下,起先是身子直挺挺地吊在钢缆上,渐渐地我的脚我的腿我的腰我的胸我的背下到水里。起先我还在得意:这南腊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很轻松嘛。但随着入水程度的加深,我直接地感受到了汹涌的河水冲击在我的背部的力度。那力量是我今生今世难以忘记。它起先将我托起在水面上,继而是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往下游冲去。渐渐地,我移到了河流中心。钢缆由于我的压重,加上我被水冲击的力量,我在钢缆上的重量已经成倍增长。整条钢缆只有我一个重点由于我而下坠,我被埋入水下,我挣扎着冒出水面。我又被拖入水下。我憋不住气,我又挣扎着冒出水面……几次三番,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即使在此时我也知道,我长期停留在这个地步,停在南腊河的河道中心,我将会坚持不住。我艰难地挪动着我的身躯,钢缆在我的腋窝摩擦。我的耳边只听得河水狂暴的怒吼。我的头混沉沉地,我知道我快坚持不住。我知道我必须牢牢地夹紧钢缆,无论如何不能松手!千万不可松手!我知道万一我松手,我就完了。我将在黄泉路上一去不归!我反复地与汹涌的河水斗争,我的能量在加速消耗,我的意志在衰退,我的神志开始模糊,我的思想开始混沌。我在水下的时间逐步增加,我冒出水面的次数渐渐减少。肆虐的洪水在我的身上尽情发泄。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幻影:前几天因为竹排翻身而葬身河水的刘冰(当地派来我们连队的老职工)在笑着欢迎我;金训华在湍急的河水里奋力拼搏最终殁于水魔的身影。我在水面下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忍不住呛了一口水。我在水下睁开了眼,眼前一片漆黑。我拼尽力气冒出了水面,大声呼喊:“救、救、我……”随即,我又被拉进水下。我的力气已经只能在水下挣扎,我无力浮出水面。我又一次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我的眼前出现一条光亮的大道,它直往水底伸去,那里仿佛有许多幸福快乐的景象在欢迎着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力量在呼唤我,把我引向那无底的深渊。我的意识模糊,我的力气消耗殆尽,我已经呆在水下很长时间。我将要告别人间。我几近绝望!
  就在这奄奄一息之际,我感觉我的身子一阵轻松,我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出水面!潜意识告诉我:我得救了!我唯一的做法就是紧紧地夹住钢缆,不松手!我的神志还没清醒过来,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我确确实实得救了!我刚浮出水面,我的第一个下意识动作就是急切地呼吸!吸进我急需的氧气。我真想大叫:呼吸太好了!我还是闭紧着眼睛,不敢睁开。直到有人拉我的手,把我拉到竹排上。我沉重地瘫倒在地。我已经无力说话,无力做任何一个哪怕是微小的动作。我象是刚从鬼门关回来的小鬼。——“象一具尸体”,事后,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吓坏了,以为要失去他们一个好朋友了。其中两个不再顾忌连队领导的再三劝阻,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开拴竹排的铁链,奋力把竹排往河道中心拉来。由于竹排的“质量”远超过我的“质量”,巨大的河水冲力以更大的“精力”对付这庞然大物。钢缆由于出现了比我更重的物体的冲击而绷紧直至完全浮出水面。我因此而浮出水面,也因此而得救。我的两个挚友,冒着自己被洪水冲走的危险,终于把我从死亡路上拖了回来!
  上得岸来,我瘫倒在地。但我还是没有忘记第一件要做的事:把挂在我腰上的挎包摘下来交给领导!
  由于我是个“兔崽子”(家庭出身不好)根本无缘于被号召学习的队列,所以虽然我经历了这生死考验,整个连队,整个山谷却平静如水。只是我的身躯我的灵魂被彻底地洗礼了一次!
  救我的两个挚友里,有一个就是最近离我而去的老朋友。我在他的病床前,讲述这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他的表情是平静的,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极为激动。眼看着他即将离开我们,回忆这难忘的历史,我怎不感慨万千!可以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面对他的即将离别却无能为力,怎不叫我心酸!
  “想当初,在云南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我们朝夕相伴。我们曾那样地天真那样的充满朝气。我们曾经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吃饭一起受苦。我们也曾一起快乐一起苦闷一起徘徊一起愤懑。我们曾经一起谈理想一起谈人生一起谈志趣一起谈爱情一起谈悄悄话。那段时间里,虽然艰苦但也欢乐……我们止不住对你的哀痛,我们忍不住对你的追思。荣达,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好战友!你的生命竟是这样的短暂,你不该走得如此仓促。我们为失去你这样一个好朋友而痛心,而悲哀!!”——请允许我再次重复我代表朋友们给他的告别信中的一段。
  这就是我的死亡经历,这生与死的经历!


大光 - 2008-11-25 16:10:00

走味的泼水节


  文革期间,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下,解放军是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偶像。
  在我们这批刚过十六周岁的“知识青年”眼中,身穿绿军装、腰系武装带、头戴绿军帽、颈佩红领章的连长简直就是军队的化身、党的代表。尤其是当他变换着花样佩带着匣子、左轮、五四手枪时,更显出他的威武雄壮,更引发知青们对他的敬畏之情。要知道,即使在文革中外地武斗成风的高潮时期,上海也见不到“真家伙”手枪的。
  初到连队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连长是个不沾女色的“清教徒”。当他反复向全连知青强调“三化”、“三不准”(具体内容在《“不许动”》一文有过介绍)时;当他在连队大会上严厉批评有的男女知青违反规定“谈情说爱”时;当他对女知青对他的崇拜神色不屑一顾时;当他以一声“不许动”,象抓获敌特那样把男龚和女潘从“私会”的安乐窝里揪出来时,我实在以为他是从庙里修炼多年来到红尘的老资格和尚。我真为我们有这样的连队领导而高兴。因为老实说,临离开上海时我的父母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在生活上犯错误,当时的生活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处于生理发育期的我们,谁能保证自己真的不在生活问题上有点什么闪失呢?有了这样的连长当领导,我们的生活作风问题应该得到保障了。
  那是刚到西双版纳的第一个泼水节。这个泼水节到来时,我们没接到什么通知,说汉族、知青应该和傣族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的。大概是第二年后有通知说汉族必须与傣族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原先西双版纳是傣族人居多,但随着大批的整建制军人为开发祖国的橡胶基地而转业为国营农场职工、随着内地大量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流落过来的自然移民、特别是我们这些知青的大规模新“移民”,汉族的数量急剧增加,有超过傣族的可能,因此没有汉族群众参加的泼水节使傣族人民的春节显得索然无味。为此,西双版纳“革命委员会”后来下发文件,每当傣历年时,各民族人民必须同庆泼水节。可能为了显现各民族平等,傣历年和汉族春节一样放假三天。再加上我们这种不工不农不军不学的知青连队,因为是受解放军领导,所以八一建军节也放假。因此,一年到头的节日里,我们比起内地其他行业来,多了两个节日。当时没有什么双休日,多休息几天对我们这种干强体力劳动的小青年来说,象是占了非常大的便宜,实在令人兴奋。借用当时有句时髦话,叫做:“有休不休‘猪头疝’”了。
  因为这个泼水节不放假,而且我们连队孤独地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离勐腊、勐捧、傣族老乡寨子很远,因此即使想去观摩观摩泼水节风采,也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只得作罢。
  那天中午,我在连部的自己宿舍午睡。迷糊中,被一阵嬉笑打闹声惊醒。那是连长那独有的大嗓门和几个女知青时而“发嗲”时而惊吓发出的笑闹声。我被好奇心驱使,出门察看。只见大太阳底下,连长和几个女知青们用碗舀了水在互相泼水,这嬉笑尖叫声就是这样发出的。既然没能见到真刀真枪的泼水节,看看这伪劣的也过过瘾吧。我一屁股坐在用一段竹子做的“凳子”上,在屋檐下观赏起这没有傣族人参加的傣历泼水节来。
  女知青的泼水好象很有节制的。可能是因为她们没见到过真正的泼水节,也可能因为泼水对象是连长,在她们心目中一连之长的地位绝不会比一国之君的“皇上”差到哪里去。因此,她们泼给连长的水只是用小碗远远地撒过去,力小水少威力更小,泼到连长身上的水简直就是“毛毛雨”。连长对那几个女知青泼的水起先也很有“绅士风度”的,与女知青们泼来的水量力量差不到哪里去。
  随着嬉笑程度的加深,随着泼水态度的越来越随便,连长泼出的水渐渐走样。他对泼在他身上水的女知青非得加倍偿还不可。他象一只欲“配对”的公鸡那样追赶着女知青们。用碗盛水嫌太少不过瘾,连长干脆提了水桶撵着他看上的女知青不放。时间稍长,连长的泼水劲头更大,方式方法也更是“推陈出新”。由起先的胡乱往女知青身上浇水,到有意识地往被他抓住的女知青领口里和下身处灌水,再发展到提起水桶整桶地把水倒进女知青的衣服裤子里。当时女知青的上衣流行的是白色“的确良”衬衫,被大水一浇,整个白“的确良”简直就是一张透明的薄纸紧贴在女知青的身上,紧贴的部位毫发毕现。若隐若现的女性青春胴体更显得“性感”。那时的女知青内衣,不象后来那样有“胸罩”之类的东西,可能就是汗背心或“汗领衫”一类吧(我是男性,不敢胡乱猜疑的)。那也在连长猛烈冲击过来的洪水侵袭下,遮挡不了多少“春光”的。
  慢慢地,几个胆小的女知青已经吓得躲进了宿舍。到后来只剩下两个还在逗连长玩。看来那两个女生也准备“豁出去”了。她俩倒是什么也不怕,即使身上象是透明的。观望到这等份上,我自觉有点不妥。下意识告诉我,我该退场了。这不光是继续观看下去,可能会激发我体内的某种欲望,更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观看下去可能会给连长“不大方便”。我还是识趣点的好。
  看到现在,我感到连长太“那个”些了。我想,即使是在真正的泼水节上,傣族老乡也不会对异性采取这种赤裸裸地进攻方式的。因为在文革期间,整个社会经历了对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大扫除,人们的服饰观念很是严肃。颜色上只是限制在草绿色藏青色之间,款式上严格包裹人的肉体。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除了头部小臂以下之外,其他部位是不准随便裸露的。那时候,即使是男知青,他们的下身,除了脚背,其他部位不准暴露。短裤,在公开场合是不准穿的。穿裙子,对女知青来说,更是痴心妄想。连长自己也曾在全连大会上多次严厉批评有的女知青把颈部领口的第一个纽扣松开以裸露自己部分肉体的“作风错误”问题。但是,连长今天怎么了?竟然诱使女知青以半裸的美妙体态出现在自己这“老资格和尚”面前。真因为今天是泼水节,可以象外国的狂欢节那样,撕下平时的假面具了?可那时连长根本就不知道外国有狂欢节这回事的呀。
  罢罢罢,不可多想。多想了麻烦多多。现在是解放军领导一切的时候,何况连长有枪!我算什么东西,一个“兔崽子”而已。我只不过比别的知青在涂涂抹抹上强一点罢了,能够在连部工作受到连长的重用已经是烧了高香。再这样胡思乱想,后果严重。我躺在床上,眯眯糊糊地进入梦乡。

大光 - 2008-11-27 7:13:00

                          一不小心

  凭心而论,我们的连长相貌堂堂:身高一米八十,宽阔的"身板",胖瘦适度,两眼炯炯有神,头脑反应灵敏,说话风趣幽默。穿了军装,戴上军帽,佩上斜的手枪皮带,栓上横的腰间武装带,胸脯再挺高点--嘿,简直就是一个将军相!即使脱了军装,他也能引起众多靓女的关注--"回头率"挺高的哟!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今世界只对女性有个"三围"尺寸,而男子偏偏没有。如果男性也有"三围"或"几围"的标准,我们的连长肯定入围。倘若不是由于受当地空气湿度光亮度等气候自然因素影响使他的皮肤显得黝黑粗糙了点,他也是个"帅哥"啊。不过皮肤黝黑粗糙点又有什么关系呢,男子又不比美女,不一定非得细皮嫩肉的。说不定在一些女性眼里,这种黝黑粗糙还是一种"自然美"呢。

  连长的确切年龄我不大清楚,但肯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是否成家结婚了,我也不大清楚(事后听说他早已结婚,有一个儿子。他对这段婚姻非常不满。据说他的老婆是"组织"介绍的)。虽然我在连部工作,我的宿舍就在连长宿舍的隔壁,在水利二团九连的日子里,我和连长可以算得上是朝夕相处了,但是连长对自己的隐私(比如婚姻父母兄妹籍贯等家庭状况)却是讳莫如深,因此我到现在也不清楚连长的详细底细。记得当年的电影《望乡》里阿琦婆有句"名言":别人要告诉你的,你不打听也会知道:别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你再打听也不会知道(大意)。而且我和连长毕竟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我哪有资格研究上级的隐私呢,再加上我的"先天不足",不该随便打听别人的私事,只管做好我自己应做的就是了。

  由于连长的身份长相脾气--综合而言就是"魅力"吧,确实引起了大多数女知青的注意,有的是出自于崇拜,有的是出自于敬畏,有的是出自于盲从,也许有的会出自于--"爱恋"?总之,好象自从连长在我们到达连队几个月后的"泼水节"的表现以后,有几个女知青喜欢到连长的宿舍或称办公室去走走了。那时全连一百几十号成员都是单身,我们生活上的一切非常简单,当然办公条件也是极为简陋的。现在的"老板椅"空调豪华装修在那时无论脑子开动多大的想象力都不可能想得出来的。我们的所谓办公室就在自己的宿舍里,最多也就是个"半房半灶"-- 一间房子用竹篾隔成里外两小间,里面是睡床,外面是没什么办公用品的"办公室"。因此,与其说是到办公室工作,倒不如说是在宿舍里休闲。确切地说,那时也没有什么"公"可办的。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山上修理地球。书面文章也要做的,但大多数是由"文书"(一个部队里的半官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完成的。

  虽然当时上级规定了严厉的措施,严格禁止男女知青单独交往。同时由于"生活集体化"和"行动军事化"的训戒,全连每天的作息时间必须严格遵守。但这些"法令"在一连之长面前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当权者对于自己或上级制订颁布的"法律"不予遵守的惯例,又不是从我们连长开始。总之,从那以后,到连长"办公室"去的女知青多了起来。连长到女知青那里(除了女宿舍别无去处)去谈心"工作"的次数也多了。

  那是一个炎热旱季的下午。水利建设工地上的大会战如火如荼。我和全连知青一样以自己的血和汗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造福于勐捧各族人民的伟大事业当中。我正在工地上忙碌着。作为一个连队文书,及时报道工地上先进事迹先进人物是我的责任。高音喇叭里不间断地播放着语录歌和鼓动人心的即时报道。劳动竞赛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正在这时,我们的营长从八连工地转到我们九连检查工作来了。营长要我赶快把连长叫来。我遍寻连长不见。估计他是在出工后什么时候回了连队。那时没有什么手机BP机,就是电话机也没有。我只得跑步回连队找连长去了。

  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连部,推推连长的宿舍门,发现门是关着的。--连长不在连部。我当即转身往炊事班跑去。这也是一种下意识,因为连长喜欢在知青们出工后到炊事班(就是食堂、伙房)去转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但当我跑出一段路后,想想不对。因为刚才我推门时,连长宿舍的门不是用锁从外面锁上的,而是从房间里面用什么顶上的。也就是说,连长应该在宿舍里面。可能是他过于辛劳,过于疲倦,睡着了?营长来了,要连长汇报工作,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指示,这可比连长继续睡下去要紧多了。即使连长睡着了,我也得叫醒他。于是我扭头往回跑去。

  在我离连部没几步路的时候,一个令我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情况出现了。连长宿舍的门突然偷偷地被打开。从里面悄悄地溜出了一个女知青,沿着竹篾墙快步朝女宿舍走去。不巧的是,我和她撞了个面对面。由于都太出于意外,我和那女知青一下子都楞住了,都情不自禁地呆立了一下,都互相不自觉地看了对方一小会:我的眼里是惊愕是疑问,她的眼里是躲闪是羞涩。彼此都说不出一句话,彼此都内心透亮。瞬间,就是这么一瞬间,那女知青的脸红了。瞬间,就是这么一瞬间,那女知青马上绕过我跑了。瞬间,就是这么一瞬间,我竟然不知所措。接下去的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报告连长完成任务怎样回到工地的。那天接下去的时间里,我的头脑里昏昏沉沉的,我不愿意把我头脑中高大完美的连长形象与其他什么低级下流的词语挂起钩来。但我的头脑中却无论如何也驱除不了女知青羞红了脸的那一瞬间。

  我知道,我看到了我不该看到的场面(实际上当时我并没看到什么)。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能把这段见闻透露出去。不管怎么样,对连长在对待女知青的暧昧态度上,我无权说三道四。--当然这也是我的一种下意识。这种下意识,一直主导了我今后对连长生活问题上的态度。这种下意识,一直到连长"案发":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大光 - 2008-11-28 6:50:00


抓“贼”


还得申明:

  我在我以前和今后还将发出的《我的知青轶事》中所讲述的,多是自己经历过的。这其中和今后我讲述的都会有事件和人物出现。由于年长日久,我的回忆肯定有时空或人事的差异,出现如“张冠李戴”的情况。或者因为叙述的方便,把几个人几件事“艺术化”为一个人一件事。因此,我叙述中的人和事不一定与几十年前的真实人、事完全吻合。所以,还请各位不要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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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爱好女知青的脾性,渐渐地在全连知青中传开。这倒并不是哪个知青好事,实在是因为我们一个连队太小了点。在一个简直是与世隔绝的偏僻深山沟里,其他信息无通,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传播起来却是比“非典”的传染性不知快上几倍几十倍的。收工回来,活泼好动的一百多号年轻人就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有哪一点信息能够从人们的嘴巴里走漏得了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一次两次的消息被严密封锁,但“玩弄女性”这类行径,可能如同吸毒,一旦接触上了,就象上了瘾难以自拔。时间稍长次数一多,能不“走漏风声”吗?
  所以会“走漏风声”,还在于封锁信息的外界条件的“不成熟”。我们居住的是用树叉竹子茅草盖起来的“竹棚”。那是绝对无法隔绝光和声的流传的临时棚。因此,为了防止“性错误”的发生,整个水利团知青都一样,男女分宿制。即在知青聚居的连队里,把宿舍区划分为男女两大块。每排“房子”住的全是同一性别的知青。在每排“房子”中间用竹篾隔成一个个的“单间”,每个单间以班为单位组成。在每个班里,许多知青都在自己的睡床前用报纸或布块遮挡住外界光线的直接射入,尤其是女知青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细致。因为是用竹篾作为隔断材料,因此“光”虽然可以被一些遮挡物隔断,但“声”是没法断绝的。稍响一点的声音会从整排“房子”的这头传到那头,整排房子都听见。更何况,竹篾隔断的只不过是比人的身高高那么一点的空间,再往上的部分人们无须隔断。反正都是同性的知青住在一个棚里。
  因此,从防范“性错误”的角度看,居住条件的简陋也在客观上给男女两性的自由交往带来了极大的限制。即使两性之间真要有点什么“超点”发挥,在这光和声无法完全隔绝的境况下,“做”起来也是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可能根本谈不上“爽”不“爽”,只是一种原始冲动的发泄吧。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男龚和女潘离开宿舍到山上的野地里去的动机也就不奇怪了。我想,可能发生在其他男女两性间的故事,我尚不知情的可能会比《红高粱》的“我奶奶”他们还要隐秘吧。
  我们连部的居住条件同样如此,也是用树叉竹篾和茅草盖成的“大棚”,也是用篾笆铺就的竹床。整个连部只住了五个人:连长和通讯员住一间,我和指导员住一间,副连长另外住一间。我和指导员的宿舍处在中间,紧贴着连长和副连长的宿舍。
  我和通讯员都是知青,三个连队干部都是当地人。不管怎么说,除了工作,说个话什么的还是家乡人来得亲切。所以到了晚上,我和通讯员大多到“下面”的班排里去参加班排的“学习”与知青朋友们吹牛聊天的。特别是连长找女知青来连部“谈话”的次数一多,我更是知趣而退。
  那几天,通讯员和指导员都回老家探亲去了。整个连部就剩下三个人。我、连长、副连长各住单独的一间“房子”。

    一天晚上,我因为白天劳动强度极大,收工后又被其他知青朋友拉去打了一场篮球,疲累交加。吃过晚饭洗过澡后,黑灯瞎火地往床上一躺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朦胧中,只觉得有蔑笆响动。糊里糊涂地我敲了一下竹笆墙,意欲借此赶走那可能的老鼠。因为那段时间老鼠非常猖狂,连白天都有竹鼠会跑到我宿舍来。过不久,那竹篾响声又从连长宿舍方向传了过来,而且好象夹杂着人的喘气声。我勉强睁开眼睛往那方向看了一眼,那边没有灯光。我一下子警觉起来。前不久,连长放在宿舍里的一串钥匙被谁偷掉还没查出来,害得连长把抽屉箱子宿舍门什么的都换了锁重配了钥匙(连长出事后,有知青兴高采烈地宣布:连长的钥匙被他们几个偷去后丢到了南腊河里)。有几个长期被连长“镇压”的男知青甚至扬言要偷连长的手枪!现在通讯员回上海探亲去了。看来连长又不在宿舍,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哈哈……该我立功请赏的机会来了。我非得把这些个小偷抓住不可。哪怕他们可能也是知青。我悄悄地起床,光着脚(据说光脚会使声音轻多了),摸黑爬上了指导员床上的箱子(指导员探亲去时,他的床铺收拾起来,放上了箱子)。那竹笆响声和喘息声愈加放大。我的内心更加紧张。我担心如果真是窃贼,我一个人能斗得过、抓得住吗。我手趴竹笆,从高过人头一点的缝隙当中探头向连长宿舍扫视过去——不见人影。但那响声却真真切切地还在加大力度传过来。我不由得奇怪,这是哪来的声音呢?恰在此时,有连长压低了的声音:“哎……哎……真好!不要紧的……这样……这样……好……好……好……”接着是一个女生娇声细气的边急促喘息边断续说话的声音,但我根本听不清说些什么,听语气反正就是撒娇之类的矫情吧。听那俩气急的声音,真是上气不接下气当中快要断气。而竹床上蔑笆的抖动响声更是越来越猛烈,更加势不可挡。我从糊涂到逐渐明白——这“激动人心”的响声在我听来却是那样地惊心动魄。顿时,我的头“嗡”地一声胀大了几倍——啊,这是连长在……???!!!我的身体情不自禁地象发疟疾那样抖了起来。脚下一滑,手上一松,“哗啦”一声从箱子上摔了下来。连长那边,一下子寂静无声。我按住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真应了现在小青年们的一句话:晕啊,我真要晕倒啦。天哪,天哪,我这个倒霉蛋,今天怎么挨我摊上了这等尴尬事?我,我这是怎么回事?——偷窥!!!我竟然偷窥了连长的隐私!我真是大逆不道啊。我,我该怎么办?我想我等三人都在急切地思考如何应对这“突发事件”。我还是主动为上,光着脚悄无声息地拿出我百米疾跑的劲头,逃也似地跑出了连部。
  那晚,我慌得不敢回连部自己的宿舍过夜。内心里,我倒象是做了贼一样,有点见不得人。
  这以后的日子,我和连长他们都象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我不知道连长是否知道那晚他的好事被我偷窥了。我真担心连长会怎么处置我。我只得装,装得象是那晚我没在连部,装得那晚我没到过自己的宿舍,装得我从不知道连长那晚有过什么好事。
  果然,连长是很容易骗倒的。那以后的日子里,没发现连长对我有什么异常举动。只不过,在我下个探亲假回上海时,我的朋友来信告诉我,连队里盛传文书一职将换成连长看上的一个女知青。幸亏我的一个担任团长通讯员的知心朋友过问了此事,我才在探亲归队后继续我的文书工作。
大光 - 2008-11-28 19:53:00
    呵呵~~,以为是小偷的“贼”,却原来连长是“贼”,到头来,我倒是象贼了。
大光 - 2008-11-29 7:39:00

陨 落


  连长的“诱奸、强奸女知青”长期以来怎么不会“发作”,这里的原因似乎很多。比如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连长都可以“做”,我“小八腊子”当然也可以“做得”的(也难怪当时我们连队的“生活问题”最为突出);有“对等交换”心理,你连长连“玩”女知青都没问题,我们其他问题(比如偷鸡摸狗,比如打打“群架”,比如违反“三化”“三不准”的规定,比如探亲超假等等)当然就算不得什么问题了——可能这也是知青们利用连长的这个“软肋”“争取”些适当的“宽松”环境吧;当然也有比较正直知青的“义愤填膺”,向有关部门反映的,但大多得到的是报复——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当然这应当“归功”于连长的“手眼通天”。
  可别小看了我们的连长,他的活动能量在当时应该说是一流的。上到其所在的部队单位,下到连队里他的追随者,方方面面都能“打点”得了,都能“搞定”的。因此,即使有人敢于向上级“投诉”,到头来倒霉的总归是自己。
  引发连长“倒运”的,却是在他离开九连后的事了(他在任时,可能“扳”不倒他)。
  1974年,我们的“大树脚引水工程”完工,水利二团的历史使命也到头了。也就是说,当初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借调我们到地方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这些知青也该“完璧归赵”归还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即后来的云南农垦总局)了。
  这是个动荡的时期。因为,在转换为农场前,应了地方政府的需要,有少数知青个人与整个知青连队整建制地转为地方企事业单位。而知青们无不向往着“上调”到地方政府(那时叫做“革命委员会”)单位。因为,可能是上级要求的“稳定人心”,连长在全连大会上,曾多次许诺,我们连队不会随大部队归并到农场去的。他保证:我们连队肯定会改制为地方企业。要知道,当时人们对到农场去都是抱着恐惧的心理,都以为那是个“无底洞”,进了去就埋没了一辈子。此外,连长在临离去时,公开或私下里向许多知青许过太多的美好承诺,不管是其“亲信”还是被他长期“镇压”的知青。但是,直到他走了后,他所有的那些美好诺言都没有实现。这不得不引起了所有知青的愤怒,包括他的“亲信”和被他长期“镇压”的知青。这是种被连长无情耍弄的切肤之痛,特别是关系到知青一辈子自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实在是难以名状地愤怒。
  于是,一场以“要求连长返回,清算历史旧帐”的“群众运动”在九连展开。在当时水利二团与勐捧农场体制交接的“青黄不接”过程中,这个口号确实也难为了刚进驻的农场干部。于是,刚进驻的农场干部面临着被驱逐的境地。这信息很快被传送到“上层”。马上有了更“妥当”的解决方法,上级委派我们的老家亲人——上海慰问团来到了九连。他们担负着我们从水利二团到农场过度时期的稳定任务。凭心而论,我很佩服这些上海慰问团的老同志们,为了知青的“切身利益”,他们与我们实行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多的不同,我就看见有个“高龄”的慰问团员,偷偷地泡了一碗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带有荤腥的“汤料”小包。他们颇有点当年“访贫问苦”的架势,反复找知青询问,到底你们对连长有什么“深仇大恨”。结果,他们归纳出这么几条连长的罪状:多吃多占知青伙房食物;捆绑吊打知青;诱奸、强奸女知青;——还有许多被慰问团认为是不值得“上纲”的小问题:美好许诺没有兑现、对知青态度粗暴、收受知青的“进贡”、勒索知青钱财等等,都因为查无实据而难予追究。在三个可以“上纲”的罪状里,惟有第三条“玩弄女知青”最是厉害,最能上纲上线置连长于死地,最能体现党的知青政策,也最能为知青们出一口气的。于是,慰问团顺着这个思路开展工作,搜集连长侮辱女知青的材料。至于其他的罪状,慰问团认为可能是上不了纲的,比如多吃多占,因为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多吃多占的,即使确实多吃多占了点;捆绑吊打知青,即使发生过,但没有引起严重后果(比如导致残疾),所以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由于连长在与女知青的问题上,确实有太多的见证人和“做”过的事情,主要是知青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反正都已经落到被推入农场的地步了,不少知青敢于勇于检举揭发连长的丑行,于是就有了大大不利于连长的证人证言。
  ——压迫逾重,反抗逾烈。这个名言,我们的连长确实疏忽了。他想不到在他离开了九连后,会引发他的最终垮台。
  那是一个对连长来说是永生难忘的“黑色星期五”。慰问团把对连长的调查材料报告了连长的上级的上级——某军分区领导班子。某军分区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组。而我们的连长还蒙在鼓里。可能是为了“欲盖弥彰”吧,他还在匆匆忙忙偷偷地约见作为“主要受害人”的女知青,以求作最后的顽抗。慰问团和军分区工作组得到了信息,果断地采取了“革命行动”,赶往连长与关键人物——那个女知青最后约会的地方,当场见证了他们俩在一起的场面,并当着这女知青的面,撕下了连长代表军人象征的领章帽徽,缴下了他的手枪,当即宣布对连长实行隔离审查。这一行动一举击破了女知青对连长存有的最后一丝梦想。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受连长凌辱最久的最后堡垒彻底放弃了对连长的幻想,如实向组织反映了连长对自己长达数年的“诱奸史”。
  随后不久,连长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随后不久,水利二团九连被“顺顺当当”地改编为勐捧农场七分场五队。
  一颗闪亮的红星——曾经经历过缅甸抗法战争、脚上还留有枪疤的三等荣誉军人(那是他的自我介绍)、我们光荣的连长就此陨落。


大光 - 2008-12-8 7:17:00

“偷鸡贼”落网记



  1974年,经过五、六千知青三年多的艰苦奋战,西双版纳水利指挥部(旧称水利兵团)水利一团、二团的历史使命完成,大树脚引水工程胜利通水完工了。蜿蜒几十公里的水渠,穿过山岭,到达勐捧坝子,把清冽甘甜的南腊河水提升了数十上百米,送到了急需水源的干涸田地里。这渠水,至今仍滋润着勐捧坝子里的各族特别是傣族人民。
  连长被抓后,水利二团在上海慰问团的帮助下,“勉强”转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九团,原先的二营九连被改编为二十五营九连。
  听起来是部队番号,俨然是部队编制,但是改编前后,知青们都知道,这所谓的“部队”纯粹是农场别名。看看吧,在这所谓的“部队”里,全然没有习惯了的水利兵团的一套:没有了现役军人当领导、没有了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部队化、没有了每晚雷打不动的“学习”(实则是吹牛聊天)、没有了过去知青那种欢天喜地的热闹劲......而在这所谓的“部队”里,太多的却是被知青们嗤之以鼻的“小农经济”:老工人们(实则是农民,因为是农场,所以不称农民而称工人)收工回家就忙于各自家庭烦琐家务。由于没有电力,因此也就失去了所有夜晚有生气的活动,“老工人”们早早地熄灯上床干他们的“私事”去了。而知青们还没到“赤裸裸”地早早“干私活”的地步,即使到了这样的“部队”,解禁了的“三不准”,使得人们可以比较公开的谈恋爱、可以喝酒抽烟,但人们还是不想过早地谈婚论嫁。因为人们还盼望着,盼望着回老家与亲人们团聚,人们不想这么简单地生儿育女,在这与自己的祖辈完全不搭界的地方了此自己的一生。
  生产建设兵团与水利兵团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有浓重的家庭气息。过去,水利兵团,全连全营全团的成员都是单身,不论知青还是现役军人;而现在,生产建设兵团,领导都是老工人,改编完后,还“掺沙子”调进来了一部分老工人,看着这些老工人们儿女满堂,鸡鸭成群,一家人热饭热汤热窝头(被窝),毕竟也馋了一部分知青的心。
  改编后,建设兵团的知青们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生活困难。这就是,原先的水利兵团是属于地方编制,因此地方政府(当时叫“革命委员会”)还负担着知青们的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供应,比如每月一斤的猪肉、每月二两的食油、每月菜场上不限量的蔬菜、每月粮食局不限量的大米供应等等,而改编为建设兵团后,这些地方负担的供应一概取消(除了大米留待建设兵团自给自足后再取消外),这就给了“娇生惯养”的知青们很大的生活难题:除了大米外的主食副食都得自己种自己养。知青们一则没有种养的经验,二则没有种养的心思,三则没有种养的热情,因此知青们的生活比起水利兵团来,越显艰难。
  这样的艰难,却实在是难为不了“三妹”这样的活跃分子的。实事求是地说,“三妹”这个人,真算得上是聪明过人,只不过“聪明用错了地方”。比如炸鱼,他能够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理论”。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可以发挥他能力的地方显现其不凡之处。比如对于鸡,他也能总结出一套“理论”的。
  “三妹”没有养过鸡,这是确实无误的,但他却是个“鸡祖宗”。他在不断的偷鸡实践中,摸透了鸡的脾性,总结出一套经验来。亦象炸鱼一样,他知道我是个“好好先生”,不会把他的经验透露出去一样,在我们难得聚会的时候,他也会得意地把他的偷鸡经炫耀一番的。他告诉我们:这鸡呢,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夜盲症”,到了晚上,你只要不挠在它的痒处,它是老实得服服帖帖,绝对不会对你说半句话的。而鸭子就不一样了,鸭子却是“夜鹰眼”,它在黑夜里的眼光可凶着呢,人们别想在黑夜里动鸭子的脑筋。
  “三妹”告诉我们,他偷鸡的最高记录是一个多小时偷了一个“昌蛮族”寨子老乡的一麻袋(当时没有“蛇皮袋”之类的塑料制品)的鸡。几只?呵呵~~,他自己说,当时馋得不知道清点数字了。他颇有点共产精神,见一下子吃不那么多的鸡,就连夜叫醒、发动全排的男知青起床一起吃鸡(我当时已经调到营部,所以这次“大规模”吃鸡没我的份)。叫醒全排男知青一起吃的原因,还在于前面《轶事》所介绍的,我们住的“房子”是隔绝不了光线和声音的茅草棚。
  所以,“三妹”的偷鸡在我们连队以至于在我们全营都是有点名气的。正是有了这点名气,所以就有了他的“跟屁虫”——竟也有知青愿意做他的徒弟学他的偷鸡“绝技”的;正是有了这点偷鸡的名气,所以以后哪里发现缺了鸡,被偷人家首先把怀疑对象设定在“三妹”及其徒儿们身上。
  我不知道,“三妹”是哪里中了邪,或许他是想把自己的偷鸡名气再提高一个档次?这次,他竟然把偷鸡对象设定在了全营的最高领袖——营教导员家!
  当时是水利兵团改编为建设兵团的初期,所以当时的住宿条件与水利兵团相差无几。教导员的老婆黄沾了其老公的光,虽然自身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却也是个老资格的老师了,因此教导员家住在学校。我当时担任营部学校的创办人,也住在营部学校。我与教导员家住同一排茅草房,与他家分住这一排房的两头。
  那几天,平时不大来我处的“三妹”到我的宿舍来的次数多了几次。因为是老乡,我当然不会怀疑他有什么歹念。事发后,我才知道,他来我处是有目的的——他是来“打样”(为“作案”探明线路,现在被公安称为“踩点”)的。
  那天夜晚,我已经早早地躺在床上就着煤油灯看报。突然寂静的夜空里传来了教导员老婆黄老师那尖利的叫声:“来人呐,快来人呐!”听那惨烈的声音,当是比“911”恐怖活动更厉害的黑社会反动事件。我从床上跃起,冲锋陷阵般地奔向教导员家。
  教导员家的门被反锁着,里面是教导员老婆黄老师在使劲地拉门,企图打开被反锁的家门,里面传出教导员还显得镇静的声音:“别慌别慌,会有人来的,会有人来的。”
  当时西双版纳基本没有什么“司必令”锁之类的“高档”门锁,更想都不敢想象用什么“防盗锁”、“防盗门”之类的设施防盗。一般人家锁门,只是在门上装一副“搭攀”,锁门时扣上“搭攀”再锁上一把挂锁就万事大吉了。
  我看到教导员的家门并没有上锁,只是上锁的“搭攀”从外面扣上了,这样里面的人就没法开门出来。
  我赶紧麻利地拉下“搭扣”,打开教导员的家门,象是大救星似地出现在教导员全家人面前。家里的人根本顾不上与我寒暄,黄老师冲向黑暗中的鸡窝,心急火燎地叫道:“鸡、鸡、我的鸡哟!”
  在手电筒光的照映下,只见通往教导员家的路上,一只硕大的鸡棚被丢弃在路旁,棚门大开,原先混居在里面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十数只鸡全然没有了踪影!
  黄老师如丧考妣般地大哭起来,继而泼妇似地用她那特高分贝的大嗓门咒骂起来。这哭声和咒骂声响彻夜空,终于引来了不远处家在营部的大大小小官员们的登门慰问。
  这还了得,偷鸡贼竟然把贼手伸到了全营最高首长教导员家里来了!
  营部保卫干事马上召集所有侦察力量紧急出动,连夜抓紧破案。可是夜色茫茫,在当时没有任何破案器材和落后的破案手段的条件下,到哪里去寻找什么破案线索呢。在这渺无人烟的深山沟里,侦察部队们唯一可做的就是把侦察方向对准了“素负盛名”的偷窃高手们身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宿的忙碌,第二天凌晨,线索被发现了。在通往全营“偷窃界”也算小有名气的十五连道路旁,“侦察员”们发现了一大簇鸡毛!顿时,保卫科的所有人士把视线全部瞄准了这个连队,除了排长连长等干部,全连所有知青都成为可疑分子,逐个过堂,排摸线索。每个人都必须有人证实昨晚的去向,否则将作为重点怀疑对象作深入侦察。即使是女知青也被个别谈话,要求她们提供其知道的男知青的动向。一时间,这个连队搞得人心惶惶,所有的知青对鸡们恨之入骨,避之惟恐不及。
  九连如同一个优良的避风港湾,处于相对平静的氛围中。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再说全营所有的“侦察力量”都扑到十五连去了。“三妹”们悠闲地过着舒适的生活。
  可是,难道真应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真理?“真凶”“三妹”们最终逃脱不了“法律”的惩处。
  在教导员家的鸡们出事之后的第二天傍晚,全营爆出了一个天大的“冷门”——偷鸡贼竟然是毫无动静城府颇深的九连那几个偷鸡高手们!
  “案件”的被侦破纯粹出于偶然。
  一个女知青按惯例到男宿舍去(改编为建设兵团后,“三不准”已经成了一纸空文),准备为她心上人洗涤那些汗臭熏天的破衣服。也是惯例,她弯下腰,打开一个通常放臭衣服的柜子门,把手伸了进去。黑暗中,她的手触到了一个毛隆隆冷冰冰的皮肤,她顿时吓得全身发颤,情不自禁地哭叫起来:“哇!救命啊!”惨叫声引来了包括她男朋友和干部在内的大队人马。结果可想而知,躲藏在柜子里的鸡的尸体们被全部抓获!可怜这些鸡们,光荣牺牲后还被腌在盐水里不得好过,连尽到它们最后职责的机会也被剥夺。
  经过“缜密”侦察,偷鸡团伙就只有“三妹”和他的一个冯姓徒儿兼搭档。
  “审讯室”里,“三妹”耷拉着脑袋,全然没有了平时那风趣幽默的神采。
  “说,教导员家的鸡是你应该偷的吗?”
  “三妹”低声回应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教导员家的鸡可以偷的了?”
  “嗤!你还嘴硬。看我怎么收拾你!”
  “三妹”发现审讯官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开始“调戏”起他的对手来了:“哦。我知道偷教导员家的鸡比犯法还严重。不过要不是偶然,你们可能还在十五连忙活着呢。”
  保卫干事倒也不是个文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的坏事一定会发现的,只不过时间先后罢了。”
  “三妹”不住地叹息着:“老鸟脱毛啊老鸟脱毛!(老鸟脱毛:意即老经验失手)我以为不锁那柜子门会没事的,想不到却在这步上‘穿梆’。”
  保卫干事来了兴趣:“你为什么不锁柜子门呢?”
  “三妹”开始交代他的作案经过:
  “我知道,凡是被偷掉鸡的人家,都会怀疑是我偷的。所以,教导员家的这十多只鸡,我们赶紧连夜杀好后,把鸡毛丢到了十五连的路旁。——这叫转移视线,你懂吗?你们果然中计,呵呵......”
  保卫干事生气了:“你干了坏事还牵制了我们的许多力量,你罪加一等!”
  “三妹”嘟哝着:“我晓得臂膀别不过大腿,我知罪,总好了吧?”
  “可是你还没说为什么不锁柜子门呢?”
  “鸡被偷掉后,我肯定是重点怀疑对象。所以,我把鸡藏到了那只不起眼的破柜子里。——你们不要冤枉了那男知青,他确实是根本不知道偷鸡的事的。那个柜子,我观察了好久了,平时没人动它的,实在是破得没人想得到它的。假如我给它上了锁,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吗?我想,最多两三天的时间,鸡就会被消灭完的。——唉,想不到,竟然会有这样的结局的。”
  这保卫干事嘲讽道:“你不是个偷鸡高手吗?这次,鸡都不听你的招呼,半夜鸡叫了,不是吗?”
  “三妹”气不打一处来:“迪只小赤佬,这次事体的败露全因为他手艺不高。没办法,笨啊!迪只小赤佬......我叫他当心点当心点,结果一只鸡翅膀没抓牢,鸡扑腾起来,还是弄出声音来了。迪只小赤佬,养不大的。”——“迪只小赤佬”,指的是跟他一起偷鸡的那个冯姓知青。
  “没用的。即使当时没发觉,第二天早晨,教导员家就会发现鸡被偷掉了。”
  “三妹”顶真地辩解道:“不一样的。这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懂吗?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些鸡早被消灭光了。即使教导员家发觉鸡被偷掉了,那也没用的。那时,这些鸡都已经进了我们的身体里了。你们捉贼要捉赃,赃物呢?根本就不可能查出来的嘛。”
  对于“三妹”俩的“罪行”,教导员及其部下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从严从快予以打击。可是由于当时有知青政策的保护,加上毕竟罪行实在也算不上太大的,还有我们几个家乡老朋友的帮助,“三妹”在接受了个把月的“监督劳动”后,被调离了九连,发配到一个更僻远的单位——副业队即养猪场去,与那些可爱的猪们为伴了。
  说不定,在猪的身上,"三妹"还会发掘出更多的题材?!

                                                                                                           
完于2005.4.29.

大光 - 2008-12-10 21:05:00

送别亡灵


  1977年4月23日,这是个令我不能忘记的日子。我的一个同乡知青朋友,就在这一天,不幸“非正常死亡”。从当天下午出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我们才料理完他的葬事。
  为对死者的尊重,我这里隐去他的真实姓名。由于他的调皮好动好玩好闹笑话好动脑子,他曾被知青们冠以“野和尚”、“三妹”的诨号。以下,我以连队里对他的响极一时的“三妹”称呼他。
  我是和他同列火车,同时被分配到水利二团九连的。刚到连队,我曾当过他的班长。因为我是“领导”,他是“下级”,为执行连队的规章制度,我俩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甚至打过架。
  在这之前的74年,我们已经完成“南腊河大树脚引水工程”,全部转为勐捧农场,归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管理。农场领导全都是农垦系统拖儿带女的老干部,
  长期来,知青们过着无菜下饭的贫困生活。每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是知青们补充营养的极好时机。探亲归队返回连队时,人人都是大包小包地装满了大城市里带来的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但这些用品只能聊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青们的长远生计。为此,农场上下号召自己动手种蔬菜养家禽。但在当时景况下,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丰衣足食”的号召,只能局限于集体活动。知青个人是不准种养的。而集体的种养由于缺乏责任心,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菜越种越僵,猪鸡等越养越小。而且从水利兵团遗留到农场的“一线人员比例与后勤人员比例”不能超过上级的规定。所以,仅有的后勤人员能够供应的蔬菜家禽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满足。连队炊事班里一日三餐大多供应“盐巴汤”(内地的“盐汤水”)以下饭。
  怎么办?种养不准,那就向大自然伸手!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食物。雨季来到后,漫山遍野的野竹林萌发出数不尽的竹笋,人们把它们挖来或当场煮吃,或泡“酸笋”待以后慢慢食用。在一些腐败的树干腐土里,常长有黑木耳、鸡棕(一种味道极鲜美的菌类)、蘑菇等食用菌(但必须谨慎,我的另一个朋友曾食用有毒菌类幸亏抢救及时才免于一死)。荤食可以到山上捕作各种野兽。唯一缺憾是不知什么原因,打猎必须的枪支只有现役军人仅有(而且也只有手枪,没有打猎适用的长枪),知青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手的。所以,知青们无法食用大自然恩赐的各种可口野味比如野猪、马鹿、黑熊、猴子、穿山甲、锅盖(一种大型的蜥类动物,领导们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仅根据它们的叫声“锅……盖……”、“锅……盖……”而暂且命名)、豹子等等。
  但是,许多植物类野菜只能在雨季才有,而且吃多了对身体极为不利。比如野竹笋,味道酸苦,没有大量的食油和调料是绝对烹调不出美味的。而且,那是一种“发”的植物,可能有微毒。人多吃了,会在身上发出许多疙瘩、热疖之类的东西,极为难受。到勐腊的第一年,知青们大多出现了“烂脚”。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大多糜烂,很可能与吃这类“发”的野生植物有关。至今我的小腿上,还有当年烂脚留下的疤痕。加上味道不佳,知青们难得吃它,只有在探亲前晒一点笋干,回家时带回家乡,以表对亲友特别对父母的亲爱孝顺之心。
  旱季里,大自然恩赐的食物极为有限。初到连队,还有些野生动物偶而撞进知青的嘴巴里,但随着漫山遍野的爆炸声(挖水渠以至后来的挖梯田种橡胶树等)喧闹声,早把这些古来居住者吓得躲往深山老林或国外的安乐窝去了。不需要用枪可以捕食的有一些小动物,比如竹鼠,那也得拿开山锄看准了竹鼠的老窝,一直挖下去才可能将其擒获。如果看不准,那竹鼠窝是空的,白白地劳民伤财,实在是得不偿失。即使看准了,但挖个竹鼠赛似愚公移山,要挖掉许多的土方,往往挖了一个白天,还没挖到。待第二天再挖,狡猾的竹鼠早在半夜溜走了。因此,时间一长,知青们对此类劳而无功的事懒得再做。十年里,也有偶而碰到的好事。比如,我们连队有知青合伙抓到蟒蛇。但那是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实在难得的一次,不足为凭。
  让一些男知青们动心的,省力而效益高的取食荤食方法有两种,但都是“铤而走险”的(不然早被抢完了)。一是到周围少数民族寨子里去偷鸡摸狗,但那是要承担“破坏民族团结”罪名的。记得有一次,我们连队一个冯姓知青到邻近的“昌蛮族”(一个据说当时没有得到国务院法定承认后来被归并为爱伲族的少数民族)寨子里,偷了一只小狗回连队杀吃了,被老乡循迹找来。在物证面前,老乡要把他带到寨子去,幸亏领导们坚持不放(当时还有“知青政策”保护),才免于灾难惹身。但也经过了反复批斗。因此,这种方法并没被大多数知青们采用。另一种省力地取食荤食的方法,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炸鱼。那是领导带头挑起的。而且,由于工程需要,连队里炸药有的是。只要小心操作,胜率极高。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相对政策制度而言)。虽然,上级规定不许个人炸鱼,但既开了头,就难以收场。一时期,南腊河上,炮声隆隆,世世代代在南腊河安居乐业的鱼群遭到了灭顶之灾。
  “三妹”是个炸鱼高手,也是个吃鱼老手。有一次,他自己跟我说:“有几天,我拉的屎里都有鱼腥味。”我是个执行规章制度的模范,可不敢做这种违反规定的事(可能也是由于文革期间,祖辈父辈受冲击留下的循规蹈矩约束吧)。所以,他要炸鱼,断然不会事先告诉我的。只是在我们同乡聚会时,他才可能得意地把一些自认为的小聪明披露一点,炫耀一番。
  据“三妹”生前介绍,这鱼起先“憨”得很,“挺(上海话,意思是“任凭”、“随便”)炸不动气”,但经过几次灾难,特别是死里逃生的鱼在总结经验教训后,也学得精怪起来。我想,可能也是炸鱼这种方式,对鱼的生存繁育是一种毁灭性打击的缘故,所以后来,炸鱼的效果大不如前。“在南腊河里即使放排炮,也难得抓到一片鱼鳞”(“三妹”语)。
  因此,“三妹”们炸鱼,总要先挑选一个人迹罕到的河段。那里,可能鱼会多一点。此外,“三妹”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炸鱼诀窍。比如,他曾在我面前吹牛说,这鱼也很馋嘴,当一件东西刚掉下水面,鱼以为是好吃的,会一拥而上抢吃,但当发现不是吃的特别是发现是危险物时,会迅疾逃离。炸鱼,就是要抢在鱼群围过来时使炸药爆炸,这样就能把鱼有效地炸死炸昏。而“抢在鱼群围过来时使炸药爆炸”的要诀就是控制导火索的长度,从点火往河里丢炸药到炸药下水在鱼群围过来时爆炸,必须一丝不差。“三妹”经过反复实验,把导火索的长度限制在大约一根香烟左右。这种方法,使他的炸鱼战果屡试不爽。他悄悄地叮嘱我:天机不可泄露。看在我不会炸鱼的份上,才吹吹牛的。


大光 - 2008-12-10 21:11:00
  23日,恰巧是我们离开家乡的日子,只不过是7年加2个月后的77年4月23日。也是13点多,星期天。我在宿舍午睡,突然有人急急地敲我门。来人焦急地说:“快,快,‘三妹’炸鱼把手炸没了!你快到团部(我们习惯把勐捧农场称作“团部”)医院去看看!”我让他赶快去通知别的老乡同学。我则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团部医院抢救室。我推开守门护士的拦阻,冲进抢救室内,只见“三妹”仰面躺在手术台上,医院里医术最高的高院长正把一把止血钳从“三妹”胸口的一个孔中拔出。那止血钳上的药用棉花上,滴滴血正在不住地滴下。我迫不及待地问:“高医生,他怎么了?他怎么了?”高院长摇了摇头:“不行了。没救了!”我还以为他是指可能没救了,就大声地要求:“你救救他,高医生,你无论如何救救他!”高医生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再也不说话。在手术台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我紧跟过去:“高医生,你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不救?”高院长把手中的纸递给我看:“死亡通知书”!映入我眼帘的竟是死亡通知书!我一阵头晕,手扶桌子,简直喘不过气来:我的一个活蹦乱跳的朋友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太突然,太意外,太不可思议!

  我一眼看到了站在手术台边“三妹”的同伙,不用问就知道他是与“三妹”一起炸鱼的同伙——伟民。只见他的一条黄色运动裤被炸得七零八落,右腿上点点麻点,已被凝血盖住。上身倒还完整。他的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我冲过去,大声责问:“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死?!”伟民一下子大哭了起来:“我这下说不清了!让我去死!我一个人活着,我怎么说得清啊?!”他哭着,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令他一辈子后悔的经过:“‘三妹’说让他炸。。。我要炸……他不给……一直没点着……他就吹……吹着突然一声巨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醒过来……看见他在叫我……‘伟民……我的手没了……我真后悔……我不该……’‘我真后悔……快把我抬上去……抬到公路上去……’‘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就到公路上……拦了一辆汽车……车上的人……帮着我……抬到车上……就到了医院……”

  根据伟民的断断续续的描述,我理清了当时发生的可能经过:

  那天,他们俩约好去炸鱼。到得一段隐秘的河段,装好炸药。那是一只当时极为常见的广口玻璃罐头瓶子,里面装了半瓶炸药,上面用泥土封口。一截比香烟还短的导火索通过雷管伸出封口泥土,但由于只装了半瓶炸药,也由于导火索过短,安装好后的炸药瓶里的导火索还没露出瓶口。所以,点导火索成了关键。起先,他们俩到了营部小卖部,想买包香烟。然后用点燃的香烟戳进瓶口点燃导火索。但是,小卖部没有开门。香烟没买到。他们只好用随身拿的火柴点火。在河边,“三妹”把危险留给了自己。由他自己动手点导火索。四月的西双版纳,正是一年四季最热的季节(五月以后是雨季,经常下雨,倒也凉快),暑气直冒。在大白天,由于阳光的照射,点燃火柴看不见火,只能通过火柴杆的不断缩短,才能够判断火还在烧。“三妹”点燃了火柴,看不见火是否还在烧,就将火柴杆往导火索上点。当时,他以为导火索还没点着,就想吹火。实际上,可能这时炸药瓶已经点燃。就在他还在吹的时候,炸药瓶爆炸,拿着炸药瓶的右手当即被炸飞。自己被炸得掀翻在一边。伟民由于道路狭窄,当时站在“三妹”右侧,只有右腿露在炸药爆炸的范围之内。炸药的有效爆炸杀伤力大部分被“三妹”遮挡住,所以,“三妹”不归,而伟民幸存。

  致“三妹”命的,不一定在于右手的炸飞(当然,失血过多也是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右胸的那个伤口。可能深达心脏!那是“三妹”的右胸口袋的位置。那里面放着他俩为了防止鱼鳞都炸不到而准备的另两根雷管。据说,每根纸雷管的爆炸力可达80公斤。

  我呆立在“三妹”的遗体旁,呆呆地站立着。直到其他同乡朋友的到来。伟民已随护士到另一间屋子包扎去了。

  随后,我们七分场的李副场长赶来了。他是一个勤勉有加的干部。他忙前忙后地和我们几个“三妹”的生前友好操办后事。由于天热,而当时根本没有冷藏遗体的设备,被炸的遗体不能多放,所以,李副场长赶紧安排工程队赶钉棺材。我们则为“三妹”洗身穿衣等。看着他平时幽默风趣的身影,如今竟少了一只手(从右小臂以下全没有了),右胸的深洞里,还在冉冉地渗出血水,全身上下被炸得蜂窝般地满是麻点。我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用酒精给他擦洗,用棉花为他封好大一点的伤口,裹好右手,蒙上棉被,放进做好后的棺材,连夜抬着棺材,送到墓地。

  棺材是用极为厚重的西双版纳原木赶钉的。虽然粗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专门制作出卖棺材的单位),只能将就了。那时的葬礼没有什么排场。(那时连婚礼都极为简单。)我们几个选择了墓地。原先埋葬水利二团知青灵柩的墓地在团结桥边的洼地里。我们觉得不好,地势太低,雨季里有积水。“三妹”是原水利二团转为农场后,七分场知青中第一个上山下乡的殉葬者。分场也同意改换墓地。我们选择了一个向阳的半山坡,作为“三妹”的“安身之所”。时已近半夜。在火把的照映下,我们抓紧挖墓穴。大约在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我们盖上了“三妹”的最后一锹土。李副场长擦了把汗,直起腰,觉得应该讲几句“致辞”:“今天,‘三妹’的事故非常不幸……不过这地方不错……今后这地方就是我们七分场的墓地……”他朝山上挥了挥手,“将来,这上面就是我们的安身之处……一排排地……”哎,一个“老粗”干部,虽然有的是对知青的同情心,可说出来的话就是这么使人揪心。阵阵寒风袭来,周围又传来阵阵“嘘嘘……”地叫声,我们被漆黑的夜色吞噬着,想想白天还活蹦乱跳的“三妹”现时竟被压在泥土底下长眠不醒,今后我们也将走上同样的“不归路”?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我赶紧打趣道:“今后啊,我们老了以后,死亡名单可能就是一批批,一排排的了……”嘿,平时可以说是伶牙俐齿说话幽默的我怎么也说出这等不吉利的话来了呢?

  在“三妹”的后事料理中,李副场长的模范作用成了关键。自始至终,他都陪伴在“三妹”遗体前后,指挥布置其后事的料理。但值得现在遗恨的是,当时的七分场(营部),作出了一个简直是令人愤恨的决定:马上发电报给“三妹”家长,告诉他们,“三妹”因非法炸鱼已经死亡,叫家长不要来,否则一切费用自负。这个决定一宣布,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反对(幸亏没有大面积扩散,不然可能会引发知青的义愤)。我(当时我已调往分场工作)代表“三妹”的生前友好,向分场部提出最低要求:一、电报不能直接发到“三妹”的家长,而应该发到当地的“知青办”,请他们做好“三妹”家长的工作。不然,这对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边疆的家长们打击太大。二、“非法炸鱼”不能提。人都死了,难道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如果这样,我们还得追问引起这一事故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三、不提家长来不来以及来去费用问题。不能给家长已经破碎的心再插上一把刀!在大家的坚持下,主要是以李副场长为代表的干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当日下午把电报发往家乡的“知青办”。

  事后,“三妹”的家里没来人。我知道,他的父母年岁已大,且无正常职业,生活艰难。弟兄五人,有四人上山下乡。有一个弟弟,经常来信向这位哥哥要钱资助。我的头脑里,时常虚幻出他的父母为失去这亲生骨肉悲痛欲绝的神态。

  95年,我曾因勐捧农场七分场建场二十周年,去寻访过“三妹”的墓地,但那里早就被农场的机砖队替代。我只能象征性地在一块土墩前,为“三妹”祈祷。也许,知青大部队已走,原先计划的墓地已经不需要了。

  让我们共同祈祷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幸遇难的知青朋友们!
大光 - 2008-12-16 18:02:00

“熏条拿来!”


——寻找当年发出这一威胁的勐腊插队上海知青的启事



        刚参加完《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的赠书仪式,那三十多年前的一声断喝“熏条拿来!”又清晰地振我心魄地回响在我的耳边。其实,早在今年4月份,那次在傣家村大酒店,我被以民兄请去,与勐腊插队知青、勐腊宣传队知青聚会时,在我得知他们在筹划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耳朵边不由自主突然又响起了这久违的挑衅声。在今天这个赠书仪式上,我刻意地去寻找当年发出这威胁声的插队知青,尽量回想那俩“愣头青”的影子,可是我失败了,我没有找到他俩!我很失望。或许,我现在只记得那为首分子当年的声音而浑然忘记了他当时小伙子的模样,更无法找到他现在变了形的半老身影?还得声明:我现在找他的目的全然不是为了讨还当年的“血债”,而是为了“未打也相识”的情谊,重新找回当年的感觉,重新结交这曾经威胁、挑衅我们的素昧平生的朋友!

        那是上世纪的1970年初,我们初到版纳,我积极争取到的第一次到勐腊城里买大米时发生的一则小故事。

        当然,我积极争取到勐腊城里买大米的目的是为了“旅游”——好奇心驱使,极为盼望早点到勐腊这个祖国南疆的县城里游玩游玩。刚到勐腊的初期,我们水利二团买大米一般要好几个连队凑同一部车同时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县城粮食局仓库去买,而且,买大米的人一般都要在县城住上一夜,等第二天由事务长到粮食局办好手续以后才买得到大米。我们去的四人只消出蛮力,两人一组将一个个大麻袋装的大米使劲往卡车上扔就是了。那天傍晚,我们乘坐团部的解放牌大卡车来到了勐腊县城。车刚开进勐腊大街还没停稳,我们一行四人马上跳下车,在勐腊大街上逛了起来,看到好吃的买来吃了再说,看到希奇的玩了再说(甚至看到有两只小公鸡在路边自发地狠狠啄对方的鸡冠,玩起斗鸡游戏时,我们也看得津津有味,留连忘返)。快到吃晚饭时分,看到“闹市区”有一家饭馆——红旗食馆,我们马上冲了进去,看到小黑板的菜单上只有唯一的荤菜——有点猪肉的炒菜,就馋得准备好好地开一次洋荤了。不过时间还早,食馆还没开始卖饭,于是我们坐在“大堂”里,等着厨房里烧出饭菜开始营业。

    我是个“早发头”,在同龄人里面,我的身材发育得比较早,而且在文革期间,我跟随一些“武侠师傅”练过一些“三脚猫”拳脚,在这次买大米的四人里面,我算是个比较冲得出的人了。

    就在我们等候饭菜的当口,从大门口走进两个人来,看他们走路的姿态,听他们向其他人说话的腔调,我知道我们遇到了麻烦——这俩老兄是被我们水利二团曾经买过大米的知青们传得神乎其神专门“敲竹杠”的勐腊插兄!在勐腊县城里,他们这时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而我们即使是四条强龙可能也难以敌得过这两条蛇的!

    只见他俩披着长长的头发(那时,留长发,在我们水利兵团也是被看作是流氓作风而要遭受批评甚至批判的),嘴巴上叼着香烟(要知道,在我们水利兵团,当时“三不准”,是严格禁止吸烟的),手里上上下下地反复颠着几枚硬币,走起路来故意做出一脚高一脚低、肩膀一摇一摆的黑社会流氓样,逐个向在食馆里的顾客尤其是知青们“敲竹杠”——有钱的赏个人钱,没钱的赏个脸面。我的另三个一起来买大米朋友一见这阵势,还真有点胆怯了,直向我丢眼色。我当时坐在里面闭目养神,听到动静不对,睁眼看到这架势,闪电般动起了脑筋。我可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当时考虑如果他俩敢来硬的,我一定不能软了。我知道“好马有人骑,好人有人欺”,我们一软,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我可不能吃这眼前亏!

    想到这里,我把放在饭桌上准备买饭菜的纸币收起来,只留下几枚硬币,同时我改变了坐姿,两腿跨骑在一条长凳上,把另一条长凳拉到我的手边,我准备万一动起手来,我一定迅速操起这长凳向对方狠狠地砸去!我们四人,他们两人,俩打一,“人多力量大”,谁怕谁呀?即使他们可能会去叫他们插兄来助威,我们可能取胜后早就跑了。只是如果真的开战了,我怕那三人不敢动手。于是,我示意三个朋友往我身边靠拢。我还把头上戴的一只黄军帽(那时特流行这黄军帽)故意拉歪了拉低了,把衣服上面的扣子解开几颗,露出了我还算结实的胸肌,等待着他俩的到来。不一会儿,他俩来到我们面前,看到我这腔势,稍楞了一下,可能猜想遇到了一个难剃的头,但那为首的还是壮着胆子喝问我道:“朋友,‘熏条’拿来!”——熏条,是当时的流氓切口,指的是香烟——别说我一贯不吸烟,就是有,我也绝对不会给你的!我凭什么要给你香烟?就因为你这腔调?哼,想都不要想!我绝对不能露出一丝的胆怯,在声势上,我一定要占上风!我用轻蔑的眼神斜瞄着这为首的,他也用一种目空一切的眼神看着我,我与他眼睛对眼睛对峙着。在僵持中,我摘下眼镜(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因为动手做一件动作大一点的事,我已经吃过好几次没摘下眼镜的亏了,至今我的两眼或眼睛附近还留有累累伤疤)(后来有了手表,我还会把手表摘下来,怕一不小心伤及无辜的手表),我用一个食指指了一下左胸的口袋:“熏条?在这里。要?自己拿!”同时,我迅速把手下垂,抓紧了那条长板凳,准备随时给对方以沉重而可能是致命的一击!这时空气里充满了战争爆发前紧张的冲突味,真的是千钧一发!没多久,那为首的插兄在我与他的眼光对峙中胆怯了,败下阵来了。他讪讪地自下台阶道:“呵呵~~好!朋友,‘模子’,真是‘模子’!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走……”他招呼着“随从”,一溜烟地窜出了红旗食馆,不见了。

    我们这里,我的手心里不知不觉地渗出了汗,那三位朋友也已经紧张得大气不出。好在饭菜刚刚烧好,食馆开始营业,我们可以难得地开洋荤喝一点小酒了!

    为了解这口恶气,我们那晚多喝了几口酒,多喝了好多水,也就酿成了哪位仁兄半夜把尿撒到了热水瓶里,我们一起买大米的那位“眼镜”不慎喝了别人的尿还以为是喝的变了质的开水的故事……

    我的这则《寻人启事》到此告一段落,恳切盼望那俩勐腊插队的问我要熏条的上海知青朋友快快相认,也拜托勐腊插队的上海知青朋友们,烦请多多协助帮我找到你们为数不多的知青队伍里这俩未打也相识的朋友,以解我三十多年相思之苦!拜托拜托……

                                                                                             
                                          戏涂于2006.9.10.夜
大光 - 2008-12-22 21:08:00

惊梦小勐仑



  看着参加《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赠书仪式的勐腊插队上海知青名单,我发现当年在小勐仑插队的上海知青还真不少!小勐仑,在我心目中,那可是个印象深刻的地方。给我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小勐仑的美丽景色(那里是著名的中国科学院热带作物研究所和植物园,有许许多多名贵的奇花异草),更有一则我曾经历过的与小勐仑知青有关的历险故事。

  好象是在74年的那次探亲返回勐腊途中,路经小勐仑发生的事吧。

  探亲假,是我们每个知青日夜期盼的重大喜事。农场知青比插队知青占尽优势的主要就是两点:一是有固定工资,每月二十八大洋的收入,插队知青可要竭尽全力努力奋斗才可能拿得到的;二是有探亲假,每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是插队知青羡慕之极的。这探亲假,知青们不但可以报销车旅费,还有假期内的工资照发等优惠待遇。

  但是,每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期也少得可怜。有关文件规定,探亲假期是按每年一天的假期折算,也就是说两年一次的探亲假的假期只有24天。这24天,还包括了路程假。这路程假,包含从勐腊到昆明的汽车路5天、从昆明到上海的火车路程3天,在转车时,可能还得在勐腊和昆明买票等耽搁的一天两天,这样一来,探亲假单程就需要9天左右,来回一次,光路程假就要18到19天。去掉这些路程假,知青们回到老家,看望父母、与亲人们团聚的日子就剩不了几天了。这可怜的几天探亲假,无论是知青本身还是他们的父母都是觉得实在不够的——为什么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路费和精力,只在家里呆上这么少得可怜的几天呢?于是,大量的超假逾期现象在探亲知青中间蔓延。不是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吗?农场的领导们自有他们控制知青及时返回农场的妙计:探亲假的费用必须先得由探亲者垫付。按时返回农场的,才可以凭票报销。逾期返回的,不予报销探亲假的费用也不补发探亲假期间的工资等待遇!

  这可是厉害的一招!要知道,探亲假期间,光是花在路上的费用,对当时每月只有28元收入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个庞大的支出:记得那时的消费水平,从农场到勐腊县城要好几毛汽车费,从勐腊到昆明要25元车费,从昆明到上海的硬座火车票每张42.50元,光是这些汽车费、火车费单程就要70多元。再加上在勐腊到昆明的汽车路上,每晚要借宿旅社,肮脏低劣的旅社,每人每夜也要5毛。路上,每天总得吃饭的吧,一天也得花费1元左右的(记得第一次探亲回上海,我们坐在火车上,吃的是流动餐车提供的盒饭,里面有肉,才三角钱一客。因为有些许肥猪肉片,在我们看来,多便宜而丰盛啊。可在旁人看来,火车上的盒饭,却是绝对昂贵且质量低劣的),这样下来,一路上除了车费支出,光是吃住,起码也得要6到10元的。探亲最起码的吃住行,这三项路上的费用,单程就要80到90元的,这来回一趟,铺在路上的金钱,就要160到180元。我们每月28元的工资,在发工资的时候,就被统一扣除了12元的集体伙食费,剩下的16元,除了买些日常必须的牙膏肥皂、信封信纸邮票、火油(点煤油灯用)、揩臀的草纸(我是男性,女知青需要的特殊纸张计算不准,这里略过)、难得有机会打打牙祭,每月的所剩实在太少了。多数女知青们算得节约的了,每月虽也能存上十多元的,但这160到180元的路费支出,也要耗费她们一年多省吃俭用牙缝里节省下来的血汗钱的啊。对于那些喜欢喝点小酒的、抽点劣质香烟的、抢机会买些罐头荤菜的男知青来说,在探亲假轮到时,拿不出必须垫付的路费的,不在少数。如果探亲假自费,就会把知青们辛苦将近两年的积蓄全部吸净吸空。这两年的宝贵青春时光,知青们不是白活了吗?这简直是要知青们的命!

  因此,摆在知青们面前的探亲方略只有两条:要么按时归队,在家里呆上几天意思意思,归队后抓紧报销路费,大部分人都要还债;要么干脆长期不归队,反正探亲费用都是自费了。

  哦,跑题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每次探亲,把上海的时髦衣服、高档食品(相对上山下乡贫穷的农场农村)长途运输到云南边陲,基本是每个知青必做的强体力劳动。

  数万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境内,每天有众多的知青奔波在沪滇探亲往返路上,这给铁路公路运输带来极大的压力。火车上的车厢安排思路似乎也是老一套:凡在同一车站下车的旅客大多安排在同一车厢。这固然有利于旅客安全和乘务部门的工作,但却给带着大包小包返回云南急于归队的知青们增添了许多的麻烦。抢火车车厢里的行李架,似乎是探亲返回时必做的功课。由抢行李架引发的矛盾,有的可能一路带到行程的终点。

  我遇到的与小勐仑插队知青发生的历险故事,不但有抢行李架的积怨,还有为一个美女知青争风吃醋的因素。

  在我那次约定的探亲归队同伴中,有一人“捎带”着带回了一位美女知青。——美女,在当时是说不口的。况且,这词当时也还没诞生出来似的,但现在好象只有用这词才觉得妥当。在我当时的眼中,她简直是一个绝色美女,美得令人、令我不敢正视她。且不提现在流行的“三围”什么的,她的一颦一笑,也会惹得人们侧目,哪怕是她的同性。

  这样的美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了。带她同行,我们的同伴说,是因为当时的探亲,时兴男知青与女性知青同行,男知青自觉担负起保护女知青的责任,更因为她的父母不放心她单独归队。不过,我们其他人都明显感觉到,他俩应该是一对恋人,他对她的关心超过一般的朋友关系。一路上,我们都怀着“朋友妻不可欺”的哥们义气,不敢对她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我们一行四人,在枯燥的归队行程中正好搭档打扑克。这美女时常作为替补插进我们的圈子来。在我们这些“大老爷们”行列里,她的存在犹如一帖强烈的兴奋剂,刺激着大家的精神持续亢奋。一路上,大家在这种异性荷尔蒙的刺激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不知不觉地争当她的保护伞。

  这样的异性荷尔蒙刺激性,竟然也刺激了另一位单身同行的男知青。他时不时地故意讨好与逗引这个美女知青,希望获得她的青睐。而这个男知青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与这美女的当然保护伞在刚进火车车厢时,为争夺行李架吵得差点打起来!自己心爱的女友引起了临时“情敌”的追逐,哪怕是暗暗的,但却是特别敏感而绝对对抗的。这知青赤裸裸的动机与行动,引起了她的保护者的敌视与仇恨。终于,在一次不愉快的小矛盾中,他俩的冲突升级了。双方吵得差点动起手来。双拳难敌四手,那时的朋友义气,我们还是非常看重的。那单身知青显然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对手,可是也非等闲之辈。他象个惯于斗架的公鸡,怒发冲冠,摆出一付争个高下的姿态,要与美女保护伞“单挑”。呵呵~~,“单挑”,对于我们人多势众这方来说,怎么会答应呢。无奈,他只得在火车到达昆明临分手时,对着我们仰天长叹:“你们不要欺人太甚,等着吧,有你们好受的!”

  对于他的黔驴技穷,我们都付之一笑,认为他是纸老虎,只不过在美女面前争个面子而已。

  下了火车,换乘汽车,一路下去,倒也无事。车到思茅,他俩即将与我们分手。我与他俩是朋友的朋友关系,原先根本不认识。经过这一路上的陆续攀谈,我才知道,他俩是思茅独立五团的知青。美女以前是他们学校的一枝花,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里的当红队员。他对她绝对是赤胆忠心。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她因各种原因,坚持要到云南来,而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理想,陪同她来到了云南,被双双分配在思茅独立五团。她还是发挥特长,在宣传队里唱唱跳跳。他也对她一如既往地不变心。在我们一行人中,他俩是少数,所以一路上谈得较多的是我们勐腊、勐捧农场以及水利兵团的事。

  思茅告别后,我们三人继续往勐腊进发。

  中午车过小勐养(这里是捕获上海动物园里“版纳”野象的地方,当时专门在这地方拍了纪录影片《捕象记》),晚上来到小勐仑宿营。

  经过这一路上好几天的火车汽车颠簸,我们实在是疲累交加。吃过晚饭,办好了住宿手续,我们早早地上床睡觉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半夜里,我被一阵阵吵闹声惊醒。先是听得外面人声嘈杂,依稀听见有上海话在说:“每个房间找,不要放过了他们!”然后有挨个房间的敲门声。我在逐渐清醒中理了理思路:莫不是遇到了常常听说的探亲途中的“打劫”事件?无论如何,我要保护身上仅剩下的十几块人民币——即使没有人民币,按我的脾性,也不会白吃眼前亏的。慌忙中,我温习了头脑中多次预习的遇到打劫事件的应急预案:如果有歹徒胆敢冲进来抢劫,我应该假装害怕,然后乘其不备,用被子兜头将对方裹住,再给对方闷头痛打!打完后,赶紧逃跑。在这样的夜色中,即使对方是有备而来,他们也不一定会看清楚我的脸面。第二天回到车上,如果他们敢上车认人,我也可以抵赖一阵的。由于行李都在车上,所以我尽可轻装作战,没有辎重的拖累,战胜敌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紧急思考中,我们的房门被擂得山响——打劫者来了!

  我赶紧装睡,一面双手张开抓住被子的两边,准备给来犯者蒙头盖上。进来的好象是两个人。他们先掀开我隔壁一张床的蚊帐,听得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说:“不是他,下一个。”然后,有人撩我的蚊帐,接着一柱耀眼的手电筒光照在我的睡眼上。我假装迷糊揉着眼睛问道:“谁呀?什么事嘛?”一边准备出击。只听见那声音也说道:“不是他,走,下一个!”他们逐个检查房间检查每个借宿者,到底要干什么呢?在我猜测时,听见那个似曾熟悉的声音在说:“从火车上下来,已经4天了,应该来了的啊,我们都等了他们两天了。难道他们还在其他地方游玩?”从火车上下来?听着这似曾熟悉的声音,我恍然大悟:这就是那个火车上的单身知青啊!想来,他从昆明下车后,搭乘其他车辆,抢先赶到小勐仑,发动这一帮“绿林好汉”守侯在这里拦截我们,或许还想伤害我们?他为的就是要报火车上在美女面前被冷落被嘲弄的“一剑之仇”?如果是这样,可别牵连了我啊,冤有头债有主,我可是无辜的!充其量,我最多是个帮凶罢了,但也没伤害你什么的啊。不过,刚才经过他们的“排查”,我的疑凶身份已被排除:这单身知青已经认不出我了。我知道,我的模样在一般不大熟悉我的人眼里,会变样的。那是因为我睡觉时,一定要把眼镜摘下来(谁也不会戴着眼镜睡觉的吧)。许多朋友都说,我摘了眼镜与戴着眼镜的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想当初,我刚找女朋友时,我现在的妻子第一次到我家来,我在家里没戴着眼镜。她进来了,还以为我不是她的男朋友呢。呵呵~~何况,我与这单身知青只是在火车上呆了几天时间,更何况,我与他不是直接的冤家对头,他对我的印象更加淡薄了。当时,我真想告诉他:“朋友,你找错地方了!他俩人少,一路上都是我们勐腊的人在说话,所以你以为他们也是勐腊的?有本事,你到思茅独立五团去找,那才是真汉子呢!”算了,我何必多事呢,还是继续睡我的觉吧。

  忐忑不安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倒也觉得精神气爽,觉也睡得安稳了。接下去的两天,平安无事,我终于按时归队,报销了车旅费,还掉了因探亲借的债。继续我的“接受再教育”课程。

  由于是在小勐仑的历险,所以,我以为这单身知青应该是插队在小勐仑的上海知青了。因为,我知道,小勐仑是没有农场知青的。农场,离小勐仑远着呢。半夜里,那些农场知青不大可能长途跋涉赶到小勐仑来“复仇”的。

  事隔三十多年,我往事重提,并非要“秋后算帐”,而是觉得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那段经历,很有一番趣味在心头。我这里绝对没有贬低插队小勐仑的知青朋友们的意思,绝对不敢与同是知青的朋友为敌。所谓“不打不相识,不打也相识”。我现在重提当年这段往事,看看,那时我们的行为多么幼稚可笑!小勐仑的知青朋友,你可是当年那晚扰乱我们好梦的绿林好汉?还有思茅独立五团的那位美女知青和你的男友,可知道那火车上以及分手后,为了你、为了你的这位女友,这些鲁莽的知青小伙差点酿成一场生死攸关的野蛮火拼?!

  哦,俱往矣,数风流人物,尽在《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


2006.9.11.  深夜24:59


大光 - 2008-12-29 17:42:00


阿伟不是“孽债”



  阿伟:请原谅我,我把你的经历在这里讲给大家听,可我并非揭你的疮疤,而是为你和你的父母家庭祝愿,并且把你不赞同“孽债”的意愿转达给大家,甚至希望把你的这个意愿由此传达到社会上,停止对你及与你有相似经历的朋友以“孽债”的称呼。对于你或你父母过去的一些隐私,我保证不涉及,因为我一时无法联系到你,故我先把此文发到网络上,如果你看到此文有不同意见,请即联系我,我一定尊重你及你的父母亲友的意见,另作处理。谢谢!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象是多余的……”这扣人心弦的歌声,曾响遍上海滩,曾引起上海新一轮知青寻根热,也曾引发过西双版纳旅游热,《孽债》的作者叶辛先生也曾因此而获得西双版纳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电视连续剧《孽债》在十多年间重播多次,每次都引起社会较热烈的反响。
  每当人们得知我曾经在西双版纳上山下乡十年的经历后,他们都会善意地玩笑我:“你有没有孽债啊?”我想不到,一部文艺作品会博得如此大的社会效应!凭心而论,从曾经上山下乡去过版纳以及至今还留在那里的知青们的角度看,尤其是5个“孽债”所处的农场背景的知青角度看,这部作品的成功,主要在于电视剧里反映的当年知青返城后的境遇而非那些“孽债”的故事。就这部作品里描写的5个“孽债”而言,多数返城的和留守在版纳的知青们以为并不算成功的。不算成功的原因,看来主要在于,这5个“孽债”都模式化地被返城知青父母狠心地抛弃在了那块埋没了他们青春的土地上了。实际上,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发生的诸如“孽债”之类的骨肉离散的故事,是有着各自的特点,而绝不可能模式化的。
  阿伟,就是这不同“个体”中的一个。
  1994年末,西双版纳勐捧农场七分场举行建场二十周年大庆,邀请当年曾经在七分场工作过的上海知青到场同庆,我也幸运地列入被邀请之中。出发前,我反复思考,该给农场带点什么礼物去呢?香烟老酒,太俗;书画纪念牌,太书生气;农场人,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纪念……噢,有了,我把一件珍贵的“礼物”带去吧,那就是知青与农场干部的永久纪念——阿伟!(注:那时,电视连续剧《孽债》尚未播放,所以,社会上没有“孽债”的说法。《孽债》恰巧是我在版纳度过95年元旦,返回上海以后,1月8日开始在上海电视台初次播放的)。
  阿伟的母亲是个上海知青,爸爸是广西籍落户于七分场的转业军人。阿伟出生于1977年间,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即1979年初,知青开始大规模地从西双版纳返城。阿伟也随着妈妈回到了上海的外婆家,而爸爸却继续留在了七分场。父子分离已经十多年了。这次,我征得他妈妈的同意,带他去见担任分场党委副书记的亲生父亲,并参加建场二十周年大庆,实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啊!
  飞机上,我问阿伟:“你还记得你爸爸吗?”
  刚成年的阿伟腼腆地说:“不记得了。”
  “怎么会呢?你不是在农场里出生的吗?”
  “那时,我才一岁多点,离开农场时的情景一点都记不得了。”
  我点点头,那倒是的:“那你知道你父亲在农场的情况吗?”
  “我有了一个弟弟,是我爸爸与后妈生的,不过没见过。”噢,我记起来了,在知青返城风中,阿伟的父母经过激烈的商讨,最后作出了一个令人辛酸的决定:离婚,让阿伟回到上海报进上海户口,为了阿伟能成为一个上海人!离婚后,阿伟随同妈妈生活在上海,而爸爸仍然留在了农场。这种骨肉分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离婚时,阿伟的母亲才27岁。那时的交通与通讯依旧落后,一封信在路上就要长达一个多星期,沪滇之间根本无法及时沟通。时间一长,迫于现实,阿伟的父母都另外成了家。阿伟的爸爸与分场的妇女干部成立了一个新家,为他生了个弟弟。妈妈与同是云南返沪的知青成立了一个新家,为他生了个妹妹。——这倒是与《哪里有我的家》(《孽债》主题歌)的歌词相似的: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但生下阿伟他自己,并非多余的,因为幸运的是,阿伟并没有《孽债》里5个“孽债”那样的苦命。他的后爸对他视如己出,疼爱有加。一个事实足以说明后爸对他的情谊:他在当时已经取得了驾驶员执照。而在当时的1994年,上海掀起了考驾照热,报名学习的名额排到三、四年之后,拿到一张驾驶执照付出的前门后门费用要达到一万元左右。当时的“万元户”在社会上还是很稀缺的,可阿伟的后爸即将下岗!
  由于通讯的原因,买到了飞机票以后,我们没能及时联系到阿伟的爸爸,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要求把我们的航班信息转达给阿伟的父亲。
  飞机降落在版纳机场后,我与阿伟慢吞吞地走在后面。我对阿伟说:“我们没有人来接机,出去后只好自己找‘差头’走了。”说话间,我们接近机场出口。正在这时,突然从人丛中冲出一个人来,一把抓住了阿伟的手,紧紧地不放。我被严重惊懵了:在这历史上的蛮荒之地,我们遇到了打劫的?细看之下,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李,是你呀?”——他是阿伟的爸爸,是他知道了我们的航班以后,开车到机场接我们来了!
    阿伟的亲生父亲感觉到自己失态了,马上放下了抓住阿伟的手,退后两步,仔细地端详着他这离开了十多年的亲生骨肉。而阿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无数次梦见的似曾相识的亲生父亲。——这激动人心的场景,如同文学作品里的描写毫无二致!
  几秒钟,仿佛时光倒流。几秒钟,虽然是短短的几秒钟,十几年的血缘相思就在这几秒钟的默默对视里尽情渲泄!
  父子俩呆立着,对视着。我轻轻地推了一把阿伟:“叫啊,叫啊!”
  阿伟扑了上去,抱住了父亲,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
  “哎!”做父亲的激动地回了一声,抹了抹眼睛,“走,车在外面……我们走!”
  在从景洪到七分场的路上,一反在昆明闷头睡大觉的沉寂,阿伟情绪激奋,兴致极高,话也变得多了,这也许是他自己表面上说的“这里的原始森林太美了”的景色感染?但我更倾向于是阿伟内心深处见到了自己亲生父亲的兴奋心情的表露。
  到了七分场,我们受到了分场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阿伟更是受到弟弟与后妈的额外亲热。这素未谋面的兄弟俩,无论长相还是性格,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都像极了父亲,真的是血浓于水啊!
  分场的人们听说出生在这里的“后上海知青人”来了,都涌来看望阿伟,年纪大的,抚摩着他的头,直叫他的小名;年纪相仿的,要他讲大上海的繁华,拉他到农场的各个角落游逛……那份热烈的场面实在令人激动。
  各种庆祝游览活动结束后,我按照预定日程要回上海了。但我看阿伟始终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没有一点回上海的迹象——这可糟了,因为离开上海时,他妈妈反复叮嘱我,要我把阿伟一起带回家的:“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那里!”——他妈妈还是不放心,以前是阿伟的父亲有过“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教训,现在是自己怕也来个“鸡飞蛋打”?
  于是,我偷偷地把阿伟叫到一边,与他深谈了一次,主要想摸摸他的思想底细。据我观察,阿伟无论如何不可能与他父亲、弟弟和后妈一起生活下去的,这主要是因为他已经成人,世界观初步形成。民间不是有“三岁定八岁,八岁定终生”的古训的吗?阿伟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潜意识里,是绝对排斥这种农场生活的。像旅游一样,作为游览,人们可以赞美某个旅游胜地,但作为长期居住,人们会厌烦这些地方。看他一时留恋生身父亲家,而我又要急着赶回上海。于是,我决定我俩分别回上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让他尽兴玩个够吧。如果我硬要他随我一起回上海,那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
  于是,我先回到了上海。回家的第二天,正好上海电视台开始首轮播放电视连续剧《孽债》。我赶紧把这事打电话告诉了他,让他早点回来看看这部反映他们生活情景的电视剧。
  去年,东方卫视重新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孽债》,其社会反响依旧热烈。据此,上海电视台想拍一部反映真实“孽债”生活的追踪报道片,电视台的一个编导与我联系,问我有没有类似“孽债”的真实故事可供拍摄,我当即想到了阿伟,马上联系他妈妈,商讨是否让阿伟出出镜头,做一个节目,也让我们这些知青兴奋兴奋。他妈妈当即答应了,但儿大不由娘,说是要等阿伟自己表态的。过不久,他妈妈回复说,阿伟不同意电视台采访他,理由是这又不是光彩的事,《孽债》播放后,他已经受够了人们对他“孽债”的议论,他要安静地生活,不希望“孽债”来扰乱他的生活,毕竟他已近而立之年了。——这倒是《孽债》的作者编导和我们始料不及的。
  自从95年元旦参加了勐捧七分场的二十大庆至今,又过去了十多年,我与阿伟联系很少了,他在平静的环境中生活得还好吧?与阿伟类似的,我还知道的另外几个生活中的“孽债”原型(尽管不是《孽债》作者笔下的原型),我多方打听,也都难以联系上。可能,他们与阿伟一样,也希望不再被社会过度关注而故意躲避这使他们烦恼的与生俱来的“孽债”现象?
  如果是这样,我这里不妨代他们呼吁:为“孽债”正名,请给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非正常出生或非正常生活的知青子女以安静的社会环境,他们也是正常的人,尽管你们并非出于恶意或坏心。
大光 - 2009-1-10 17:22:00

人性的毁灭(1)


      “哇……呀……”
    1973年底,从水利二团十连的留守驻地里,常常会在半夜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女声惨叫声。这样的惨叫声常常把知青们从梦乡里惊醒而不寒而洌!
    已经是第五次了,每当凄惨的叫声刺人心肺地在夜空里激醒了睡梦中的知青时,全连的知青——不管是男是女,大家又都增添了一分不安:谁这么缺德,做出这样的兽行来?!
        1995年元旦,我重返勐捧农场七分场六队,面对着茫茫胶林,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现一个知青的名字——陈顶闻(为尊重当事人,我这里用谐音)。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一生是可悲的。可是在当年那特定的年代里,类似的悲剧在个别知青身上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的悲剧是极端的,是个别的。
        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水利二团二营十连(勐捧农场七分场六队前身):女宿舍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流氓事件,在凌晨时分,有人竟然冲进女宿舍,扑在不定向的某个女知青身上,用被子蒙住女知青的头,使其不能发出叫喊声,然后进行大胆的流氓活动——猥亵女性,在女知青身上乱摸乱逛!此类事件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个多月。这五起事件,只是五个能够叫出声的胆大女知青所揭露。有胆小且怕事的,不敢吭声而任其凌辱。——还得解释当年水利二团的住宿情况:那时的知青宿舍,是男女集体分开住宿,一排男宿舍,一排女宿舍,所谓泾渭分明。但是,管理者疏忽了一个关键步骤,男女宿舍没有象一般的房间那样配备应有的私密工具:锁。没有了锁,男女知青的宿舍可以长年累月不分昼夜地随便进出,即使是在极为严格的“三不准”年代。
        能够作出这种流氓案件的无非是那些流氓成性的流氓知青了。团部的保卫科派出了精干的侦察队伍,专门围绕那些流氓分子搜集证据,可是劳而无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那些重点怀疑对象作过案的。
        时间在侦查无用功的景况下流逝。转眼,大树脚引水工程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大坝的坝头需要突击施工,十连的大部队被拉到了坝头进行关键性的施工,为这项造福傣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千秋万代的水利工程的完工作最后的冲刺。十连的后方只留下了少部分的后勤人员:一部分留在连队的菜地里种菜,以保证前方“将士”的生活必需。这部分菜地种植者,大多是由女知青组成;另一部分进了一个深山沟,那里有十连的一个养猪场——可不是今年的“猪”年这样光彩的。负责养猪的男知青,在深山老林里,面临的是孤寂、冷漠,简直如流放西伯利亚的罪犯。这个养猪场里,只有3个男知青被发配在那里,其中就有本文的主人公陈顶闻。
        1995年元旦,我站在七分场六队的山峦间,眼前闪现出那尸骨粉碎的场景。陪同我的七分场朋友告诉我,当年陈顶闻的尸首被发现纯属偶然:一个农场职工到山上劳动,待他爬到一座山上,发现不远处有乌鸦在“呱、呱……”地叫,空气里传来阵阵臭味,他大着胆子往前走去,首先看到的是一片大树上挂着的缕缕布片,再发现的是乌鸦在忙碌地啄食着那些碎肉。接着,他不由得大叫:“死人啦!”
        我初次认识陈顶闻,是在一个劳动的间隙。这是个给人敦实而老实印象的男子汉:粗壮的身坯,最惹人眼目的是他的手臂肌肉,如同栗子肉的结实,是个“吃得做得”的“学大寨”劳动能手;不善言辞的表达,一开口就脸红的羞答答表情;据说,他的文笔还是很优秀的,写出来的“大批判”文章相当地犀利。这样的一个老实人,想当然地被领导看中:忠心耿耿,不谋私利,能文能武,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查其祖宗三代,响当当的无产阶级。于是,陈被领导“钦定”为红色接班人,担当了排长职务,准备发展他为中共党员——这些在当时,是许多知青梦寐以求的好事啊。
        时过数月,流氓案没法侦破。水利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案件再也没发生,一切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不过,此类案件始终是营教导员的痛。毕竟是侦察员出身,他经常悄悄地提枪在夜深人静时分出来巡逻。好在营部正好在十连的隔壁,走路也最多几分钟时间,巡查一遍也费不了多少时间的,尤其是现在,后勤负责菜地种植的大多是女知青,教导员更加多了一分责任。
        那天半夜过后的凌晨时分,同样的惨叫声又一次响彻在人员驻守不多的十连夜空里。恰巧,教导员准备出门巡查。听到叫声,教导员赶紧顺正常的道路冲到十连。只见被凌辱的女知青在其他闻声而来的知青劝慰之下抽泣着。他知道,现在不是安慰女知青的时候,现在首要任务是抓住时机擒获“犯罪分子”。进出十连的道路只有两条。教导员不动声色地赶到十连上山的路口:“犯罪分子”必定从这两条道路进出。另一条出路,自己赶来十连时,并没发现有可疑人员,唯一可能逃遁的道路就是这上山路了。
        连队里的吵嚷声逐渐平息,知青们又进入梦乡。顾教导员象狩猎一样,耐心地守候在那条小径旁。不愧是老猎手了,其耐心足够让野兽都沉不住气。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天蒙蒙亮时分,从山上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猎物果然出现!顾教导员憋住呼吸,隐身于草丛之中,一直等到嫌疑犯来到身边,教导员“腾”地跳将出来,拔出手枪,窜到来者面前:“站住!不许动!”来者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双手:“不要开枪!我是好人啊!”晨曦里,顾教导员看清了站在面前的嫌疑人——当时红得发紫的十连养猪场负责人、排长、内定党员发展对象:陈顶闻!
        教导员严厉地:“陈顶闻,你这么早怎么在山上?”
        陈慌慌张张地:“我们养猪场里一头猪不见了,我到山上找猪来着。”
    教导员:“好,我和你一起去你们养猪场,检查一下猪去!”
      结果,在其他两个梦中养猪知青以及清点猪数量的事实下,陈顶闻毕竟做贼心虚,承认了屡次夜袭女知青的流氓行为。
  “号外,号外,特大号外!十连系列流氓案终于告破,犯罪分子竟然是大红人陈顶闻!”特大新闻不径而走。陈顶闻从人生的颠峰瞬间跌到了谷底,其心理上的打击极其沉痛!
   
此事如果发生在其他知青身上,可能要经历无数次的批判、挨斗,但放在大红人陈身上,领导面子上也不光彩。还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谈性色变,对此类玩弄女性行径,不能大规模地召开批判会。于是,陈顶闻被削官为民,被押解到团部“警卫班”监督劳动——当时也没个法律法规制约,通常犯了社会伦理所不容的“罪”或“错”,大多被押解到“警卫班”监督劳动完事。
   
那时,陈的风波已近尾声。劳动间隙,我凑近陈,问他:“你呀,怎么会做出这样龌龊事的啊?”
   
陈低头不语。
   
我问:“凭你这样的先进性,女知青追着求你,可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摧残她们呢?”
   
陈举起头来认真地说:“我是个排长,我要带头遵守‘三不准’的纪律,不能带头谈恋爱的。”
   
我讥讽地问:“那你这样侮辱女性,比起公开谈女朋友,哪个更厉害啊?”
   
陈低头悔恨交加自言自语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象野兽一样了。”
   
看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我无话可说,心里不由生发出对他的一丝怜悯来:“你啊你哦!”
   
突然,他仰面向天,悲苍地喊道:“我也是个男人啊,也有性欲啊。这害死人的恶魔啊!”
   
时隔三十四年,每每想起这情节,我耳边好象还清晰地回响着陈顶闻悲苍而绝望的呼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写于2007年3月6日凌晨1点
大光 - 2009-1-14 18:21:00

人性的毁灭(2)


        往日人人尊敬的先进分子陈顶闻“一夜暴跌”成为人人不齿的下三赖流氓分子。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都把他视作“狗屎堆”,鄙视、歧视,无数不用其极。其本人也“认”了。从此甘为“孺子牛”,任人宰割任人欺。那些本来就属于动乱分子的男知青更是把他当作随意使唤的下等人,甚至抽烟喝酒,也要陈顶闻掏钱免费提供给他们。一向生活拮据的陈顶闻,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加之出了这样的丑事,自己脸上无光,连难得两年一次的探亲假,他也放弃了。实在是没脸面回家见江东父老。
      时隔将近四年,下一个探亲假又来临。经过这四年的磨练,陈顶闻逐渐适应了生活于连队知青的最底层。全连知青也习惯了对他的不齿。但是人们的头脑里,陈顶闻始终是个老实巴交的“戆大”。前几年夜袭女知青行为,可能是他一时兽性导致的神经错乱造成的恶果。
    1974
年,水利二团转制改编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九团二十三营、二十五营(后来改编为勐捧农场七分场、八分场)。水利二团十连改编为二十五营十连(即七分场六队),其驻扎地,由原来的公路边搬迁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山里——为了便于垦荒种植橡胶。
   
一般的知青连队里,平时常常发生些小偷小摸事件,比如丢失一件衣服裤子,被偷掉一些从家乡带来的好吃食物等等,并不希奇。但是在闭塞的六队里,却发生了一件重大案件:一个男知青放在箱子里的一百几十块人民币被人偷掉了!这一百几十块钱,是知青在将近两年时间里,省吃俭用从每月扣掉伙食费以后的十六块里积攒起来准备探亲用的!
   
这是件大案!从六队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连队豢养的大狼狗未叫唤的迹象分析,这起案件是六队的内贼作案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大案惊动公安人员是顺理成章的。公安连续几天在六队里反复找有关人员调查笔录,并装摸作样地运用当时的“高级”技侦手段对盗窃现场进行了勘探,拍照。在没有作用的情况下,公安又对全连的知青采取了指纹,并声称将从中找出确凿无疑的作案人。可是还是没能破案。公安又运用心理战术,放出风去,将牵来警犬,嗅出作案者的气味,并最终一定能抓获犯罪分子!一时间,六队知青人人自危,都怕造成“冤案”被怀疑到自己,都希望早日抓出这个害群之马。
   
折腾来折腾去,案件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而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人们也从起先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逐渐回复到平静的日子里。
   
那天早上,六队的一个农场职工到山上劳动,偶然发现了尸骨粉碎的死人现场,更为多灾多难的六队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根据死者头颅以及爆炸现场遗留物品的分析,死者马上被确定——陈顶闻!再根据现场严格的勘察,公安人员对此死人事件的性质马上确定——自杀!
   
据当时参加现场处理的李副场长叙述,这起自杀事件是用炸药自爆所致。当时现场的死人被炸成两截。看来炸药是绑在自杀者腰间,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李副场长发动六队的先进分子,才将死者草草收殓,掩埋于爆炸现场附近的山坡上。
   
是什么原因导致陈顶闻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几年从颠峰跌落谷底的大耻大辱,他都忍受过来了,如今人们对他的流氓行为已经逐渐淡忘了,而陈顶闻却要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为的什么?
   
这“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了他自杀的动因:那个偷窃男知青一百几十元钱的作案分子竟然是老实巴交的“戆大”陈顶闻!因为在他的箱子里,人们发现了那个被偷者包裹得好好的“原装”一百几十元人民币!想必,陈顶闻是忍受不了犯罪作案的心理煎熬,在外界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再也无法第二次面对世上人们对他的鄙视、侮辱,赖活不如好死,铤而走险,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结束了,陈顶闻!你的两次巨大的变动,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震动了所有认识你、不认识你的周围知青朋友们,并最终早早地结束了你二十几岁年轻的生命。你巨大的人生道路的反差,引起了人们对你的人生道路的沉重反思。是历史造成了你如此的结局?抑或是你自己的主观世界促使你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知青”的道路?
    1995
年元旦,我站在六队的大门前,眺望着远山那层峦叠嶂的橡胶林,默默地为这位埋葬在那胶林深处的同龄人哀悼。
    尽管他的人生确实不值得赞颂,但陈顶闻毕竟是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产生的一个畸形儿。畸形的时代产生畸形的人生观,畸形的恋爱观,畸形的价值观。但愿我们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不再出现如此愚昧的畸形社会现象!

                                                                       

草于2007年3月6日
大光 - 2009-1-27 11:33:00

柴先生勾引美女的历史绯闻




    趁美籍华裔上海知青“华东印第安人”来中国探亲之际,上海信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曹总特意操办了部分当年赴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的聚会。席间,朋友们互相“倾诉衷肠”闲聊,竟有几件很巧合的事情令这次聚会增添了许多乐趣。一是曹总的爱人陈女士与“小阿弟”知青(后成为“自卫反击战”营长)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生友”;二是那天竟是“小四子”的生日,大家赶紧为他补吃了长寿贺面;三是挖出了《天堂岁月疑似在梦中》的作者之一柴先生当年“抢老婆”的历史绯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西双版纳勐腊县,已经熬过了几个岁月的知青们实在厌烦了那种枯燥乏味毫无生息的上山下乡生活。随着体内“荷尔蒙”的急速升高,人们对异性的憧憬愈益迫切,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农场大量的女知青向往着外界自由浪漫的空气,幻想着跳出农场这个苦海。除了其他因素,女知青最优越的条件就是利用自身的性别优势,找对象时,不找农场的男知青。她们把搜索的眼光扩展到了农场之外的空间里——呵呵~~柴太太当时是否有这心理,我无法揣测,但作为农场男知青,我们当时的沮丧是极为严重的。这就给了柴先生这类心怀叵测的家伙们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是插队知青,具有农场知青不可比拟的自由上的优越性。于是插队知青中个别人,比如柴先生把目光瞄准了农场的美女们,开始大肆行劫,与农场的男知青们抢夺农场宝库里的美女来了!

    那天,柴先生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与朋友一起来到勐腊红旗食堂(即饭馆)。贼眼紧盯着不得不到食堂来吃饭的一个个年轻女性,默默地审视着她们的五官,身姿,胖瘦,考量着她们的“三围”,象煞考官似的在心里为各位年轻女性打分。突然,一个特别靓丽的身影闯入柴先生的眼帘,柴的眼睛为之一亮:就是她了!

    柴转头问手下的“智囊团”:“那个排队买饭票的小妞是哪里的?”
    众随从立马开动比电脑的转速还快的人脑进行搜索:“她是六团四营的上海女知青,现在正被他们营里的一个昆明知青紧紧盯住,快成那个昆明知青的囊中之物了!”
    柴老板怒从心头起:“这还了得?我们上海的美女怎容外人插手!他们农场的上海知青没出息,还有我这插队帅哥在的嘛!”
    “绍兴师爷”杨老师揣摩到了柴老板的心思:“老板,你敢‘叉’那个小妞吗?”
    柴怒目圆睁:“你这什么话?竟问我‘敢吗’?我是柴某我怕谁?”

    杨师爷甩动着他那特有的后来成为云南省高考状元的脑袋:“要把那个小妞抢过来,易如反掌。只要老板你听我师爷的安排,老板你的美梦一定能成真!”

    “噢?悉听师爷安排。”柴喜出望外,马上给了师爷一个空心汤团,“事成之后,我一定重赏!”

    杨师爷凑近了老大的耳朵,如此这般地谋划了一番。柴大喜,马上将锦囊之一付诸行动。只见他屈驾趋前,来到那美女前,绅士般地一躬腰:“同志(那时时兴这样的称呼):可以帮我个忙吗?替我代买一份饭票,麻烦你哦!”

    那美女微瞄杏眼,即知此男身份——来此插队的上海知青。因为,那时各地到勐腊的各色人群虽多,但长相、穿戴、谈吐、气质等等各方面的差异都比较明显。更何况,勐腊“插兄”在整个勐腊县的名声颇大,那些个“铁拐李”“何仙姑”等等头面人物都令农场知青谈虎色变的。能够象现在这样在当时大刮“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风气里公然向陌生女性提要求(哪怕是正当的要求)的,除了插队的上海知青,别的人群一般是做不出来的。

    美女含羞点头允诺:“好吧。”

    呵呵~~柴不由兴奋异常,师爷的第一步“主动出击”已经奏效:只要美女不拒绝,这下几步就有戏了!

    柴坐回八仙桌前,强抑制住内心的躁动,耐心等待着。因为师爷告诉他:如果美女买好了饭票,只是把饭票放在其他地方比如别的饭桌上要柴自己去拿,那成功的希望少了一些;如果美女自己把饭票送到柴的面前,这柴某人与那美女可能就是前世姻缘了哦。

    柴紧张得闭起了眼睛,憋住了呼吸,耐心等待着。

    没多久,柴的耳朵边传来娇滴滴的声音:“同志,你的饭票买来了。这是找你的零钱。”

    哈哈~~柴不由得心花怒放,恨不得马上扑上前去,亲她几口!可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果真那样做了,不把他柴某人当作大流氓大阿飞去法办了才见鬼呢。

    柴此时正襟危坐,一副柳下怀的正人君子相,真的令那美女肃然起敬了哦。——这是师爷的锦囊之二,叫做“欲擒故纵”。当然,这“纵”绝非放任不管。戏还得一步步地唱滴!

    饭罢,柴文质彬彬地(尽管柴完全是一副打手身材)走到那美女的饭桌前:“哎(连‘同志’都免了),今晚大操场上演出《智取威虎山》,我请你看戏,好吗?”

    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这赤裸裸的邀请,就等于是“我们结婚吧”了——“这也太急噪了吧?”美女内心嘀咕道——这可是柴先生在酒后吐露的真言的哦。可是,师爷说的,不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会可能造成几辈子的遗憾的,只有豁出去,来个鱼死网破了!

    柴先生当时的手心里真的捏出了一把汗的——紧张啊,“那感觉就象是等待着美女的宣判的啊!”

    美女迟疑着。时间在等待中逐渐漏出去。柴的满腔希望逐渐冷落下去。“即使判个‘死刑’,也得看上一眼!”柴大着胆子偷看了美女一眼。美女涨红了脸,那娇羞的神情令柴某人一生一世忘记不了。虽然时隔三十多年,在今天的聚会上,柴先生回忆起来,还象浸在蜜糖里似的。

    “不能催的,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这是师爷横关照竖关照的。此时的柴某人对师爷的话,比领袖的语录还记得真切的。

    柴先生耐心地等待着,终于,美女金口一吐:“好吧。”

    如释重负,大出一口气。柴先生此时的内心象是摘到了天上的星星,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了!——哈哈~~我这里说的是柴先生当时的“癞蛤蟆”心理而不是长相。凭心而论,我们柴先生真是一表人材的啊。否则,美女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这种类似“嫁给我吧”的要求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们确实从来没有交往过的。——这是师爷预测的第三步:“如果这步成功,柴老板,你就是交了桃花运了!我就等着你的重赏了。”

    晚上,柴老板吩咐众手下,抢占了勐腊县城大操场上最好的位子,为美女赏光应邀陪同柴老板亲自观看演出献尽殷勤。

    自此,柴先生对这美女勾引上手。以后,柴先生加紧攻势,媚态百出,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鸿门宴,深入到六团四营那情敌的根据地,情敌的势力范围里斗智斗勇,最终大获全胜。

    一年后,柴先生要回上海探亲。此一去,前景渺渺。被柴先生俘获芳心的美女对柴的离去,情谊绵绵,依依不舍。

    “当时,我被她的举动吓了一跳!”柴先生今天在酒后依旧地真切,“她竟然拿出了四十块钱送给我,叫我路上用。这哪是什么钱啊,分明是她的一片心嘛!”在那每月工资才二十多的年代里,美女献出的确实是一片真情!

    “其他的呢?有没有献出其他的真情举动?哈哈~~”人们嬉笑着打趣,要柴交代当时的细节。

    “呵呵,我就粗线条地交代了。那次,我回上海以后,就再也没去勐腊了。五年后的1979年,她回上海探亲,我们就结了婚。”

    “那这五年里,你们就这样牛郎织女了,怎么熬过那五年漫长的相思日子的呢?”

    “我们只好通过信件交流了,所谓鸿雁传书呀。”柴先生粗枝大叶了。

    “哦,柴先生不愧是写情书的高手啊。认识才一年,书信勾引要五年的啊!”人们回到了现实。怪不得柴先生的许多作品上了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书籍的;怪不得柴先生返城后,曾经以一篇文章赢来了一套住房。

    哈哈,请各位看官别误会了,我们的柴先生柴某人绝对不是黑社会老大,而是柳下怀式的书生大作家哦。


草于2007427




大光 - 2009-3-7 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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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 - 2009-3-7 15:03:00
《我的知青轶事》之十五

我要回家



——一张《户口准迁证》的故事




    经过了十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锻炼,“知识青年”们的思想不但没得到“进步”,相反越来越觉得十年前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这样的偏僻山沟里是自己人生中一辈子也可能是几辈子的最大错误。
    当初来这里吃点苦,生活上苦点,工作上累点,业余时枯点,如果真的只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话,知青们还是能够忍受点的。人们以为所谓接受教育应该只是暂时的,时间长了是可以结束的。但形势却对知青们越来越不利,鼓励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还没结束的迹象。当时担任中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的山民副总理陈永贵竟然发出号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
    一辈子?知青们急煞了。那时的知青年龄大多已经达到二十六、七岁,已经到了国家提倡的晚婚晚育滞后的年纪,也是谈婚论嫁的迟到年纪。在这样的时期,人们不得不面临人生的抉择,到底是准备埋葬在这里几辈子还是回自己的家乡开始新的生活?
    童年是人生最灿烂的时代,家乡是人生最依恋的地方。知青们多么期望回到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家乡啊。即使是再进步的知青在这个关乎自己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的问题上,大多迷茫了:难道当时号召的接受再教育,现在真的要我们扎根边疆几辈子?真的要我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不行,我们一定要回家!
    于是,大多数知青抱定宗旨,不回家就不结婚(不办结婚手续和结婚仪式)!因此,那时的建设兵团(农场),知青们未婚同居、未婚先育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个别连队甚至达到了泛滥的程度。
    于是知青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跳离农场这个可能使自己陷入几辈子苦海的流放之所。
    女知青还好了,可以凭借自己的性别优势,专门挑选外单位尤其是令人羡慕的国家大企业里工作的男人成家。即使是找本系统的男人,也要挑选是干部或有一定职权的男士。
    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令男知青们无比尴尬的事情。
    在水利二团十八连改制后的农场生产队里,有一对自由恋爱、恩爱有加而且在人们眼里是无比相配的男女知青,他们的感情早已经是夫妻关系,只差缺少一纸结婚证书罢了。
    在女知青回上海探亲没多少日子的一天,有上海市革会(全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的政府机构)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农场,要求把这女知青的户口迁回上海。原因是,这个女知青已经嫁给了一个工伤致残的男工人。这个残疾的男工人,是当时上海一件重大事故中的英雄。因此,女知青嫁给这个英雄,是值得大力提倡并保护的,而且即使是当时的政策也是允许这个女知青回城的。而农场却对上海市革会的要求一直不予办理。理由是,我们农场的后续劳动力以后就靠知青结婚成家繁衍后代这样的“自然增长”来延续。如果都象这位女知青这样做,我们农场将来不就没有后代要关门了?——多么可笑荒唐的理由啊。
    此事后来怎么处理的,知青们大多没兴趣追踪关心了。但人们在为这对事实上的知青夫妻惋惜的同时,都对这女知青的做法充满了同情(据说她的这“爱人”终生残疾,没有了性功能)。这女知青的做法也成为了以后女知青们效仿的催化剂。
    男知青们要跳龙门交好运,离开农场回上海,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搞“病退”(病退,是当时知青返城的一条政策。意即知青身患重病无法适应上山下乡地区工作的,可以遣返回家乡工作)。因为病退,不需要修炼数年的进步、先进,只要有一纸疾病证明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就可能成功回家。
    这在当时没暴发知青返城风之前是绝对简单而有效的回家之道。
    于是,知青们(不光是男知青,也包括女知青)都动起了搞重大疾病证明、争取以“病退”方式回家的脑筋。
    于是有不少弄巧不成拙的搞假疾病证明、争取假病退的事情在知青里流传。
    有一知青家长与其儿子不断地通过书信联系,及时把在上海与云南两地同时搞病退的进展情况进行沟通。一次,父亲同时写完了给儿子与给领导的信。但大概是老昏糊涂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给儿子的信纸装进了给领导的信封;相反,把给领导的信纸装进了给儿子的信封。结果,领导看到的来信内容大致是:你应该继续装病,假装病情严重以博取领导的信任云云。而儿子看到的却是:我儿子病情严重,必须退回上海治疗,否则产生的严重后果,你们将难以承担云云。
    事情败露后,这知青倒也坦然:我无非是要回家乡而已啊,这又不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嘛。但如果没有后来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可能他将几辈子扎根在那里了。
    有这样弄巧不成拙的事情,当然也有不弄巧也成拙的事情成功的。
    我的一位知青同学一段时期心情不佳。一天半夜里起床出去散步解闷。同班的知青发现他不见了,以为他有什么自绝于社会的行为,马上报告连长。于是全连出动搜索寻找他。事后他说,当时他看到全连人在找他,他却躲在一个角落不吭气——让他们去找我吧。后来他的孤僻、郁闷行为被知青传为他得了神经病。这倒引起了他的灵感,他就继续装扮起了神经病。结果大功告成,他病退成功——可能连队领导也怕:如果这神经病知青有什么生命之虞,领导也有责任负担的哦。他病退成功后,把这段经历当作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知青们这才知道,原来回上海回家乡也可以这么容易的,也可以轻易得逞的啊!
    这就给了知青们一个极大的启迪——装病搞病退。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于是有知青专门动脑筋想办法,研究怎么样才能骗取医生的信任,使自己无病装成重病从医生那里开出重病证明来的办法。因为后来,农场方面也觉察到,有知青在弄虚作假搞假的重病证明。于是在办理病退手续前,农场规定,一定要知青反复到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手里去检查病情、开出证明。即使知青有一两个医院和医生可以开后门弄到虚假证明的,也难过几道医院、几个医生的鬼门关。
    于是有关可以装病的做法在知青里流传了开来。有说,可以在X光检查以前,先猛抽烟,使肺上出现大量阴影,这样就有肺结核的可能;有说,在医生检查前,大运动量地跑步或运动,这样可以检查出有高血压;有说,在X光透视时,悄悄地贴一片金属物在某部位,这样可以检查出有异常;甚至有说,往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什么液体,可以检查出患了严重疾病(但我觉得这是万万不可做的,血管里有其他液体,不就是自杀吗)……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对病退回上海的诱惑,我想逃避都逃避不了。
    于是,在1977年的那次探亲假回上海时,我也没事找事地到一个部队医院去检查身体去了。因为,我以前感觉腰部常常疼痛不止。在云南雨季来临天气潮湿时,这疼痛尤其厉害。我主要是想趁此机会查查,我到底有没有什么毛病,但我对能检查出什么大病来根本没抱什么希望的。
    一位军医在我化验血、尿等常规检查后,没检查出什么病来,于是要我做一次X光透视。
    第二天,我到医院去询问检查结果并准备拿走我的X光片。
    正是医院下班前,有几个小青年在军医那里闲聊,我也不便打断他们,就在一边等他们。
    聊着聊着,一个青年佩服地说;你们医生真神了,可以把别人不知道的病情都看出来的。
    这军医好象要卖弄一番似的,打开电源开关,对旁边读片屏幕上的一张X光片解释说:“你看这张片子,这里有几块小骨头,而且有陈痂了,根据陈痂程度,可以判断这是十多年前的陈旧性粉碎性骨折……”
    聊了一会,那几个小青年走了。我就对军医说,我来拿片子并询问我的检查结果。军医顺手取下那读片屏幕上的片子给我,说:你有陈旧性粉碎性骨折。
    啊?怎么可能啊,我怎么会有这病的呢?不会是军医和别人聊天搞错了,把别人的片子当作我的了吧?我要求军医重新读片给我看。我怀疑的眼光看到了那片子上有两个特征:一是片子里有一个钥匙;二是片子里有两枚硬币。看到这俩特征,我顿时明白,这片子肯定是我的无疑。钥匙,是我探亲回家后,父母给我的家门钥匙。那上面只有一个而不是一串钥匙,而一般人大多是一串钥匙的;硬币,是昨天拍片时,我衣袋里留下的。我当时想把它们拿出来,但后来医生说不拿出来也无所谓,就没拿出来了。现在这片子上,这两特征都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这肯定是我的X光片子没错!
    我当时心里那个高兴啊——难以形容!我用不着假装生病,也不怕到哪个医院、由哪个医生检查,肯定可以随时随地检查出我腰部这陈旧性粉碎性骨折出来的。——我已经具备病退回上海的必要条件了!
    但我这粉碎的小骨头是怎么来的呢?我想起来了,那是在文革期间,我没事做,跟随别人练武术的时候,也可能是我打篮球的时候,摔跤跌伤造成的。因为那段时期,我的腰非常痛。曾经连续痛了几个月。走也痛,坐也痛,睡也痛,整天都痛。我也不敢告诉父母。就那样忍了下来。直到过了十年多,经过这次检查(以前从来没检查过),我才知道我有这“陈旧性粉碎性骨折”的大病的啊?!
    于是,我凭借着这“货真价实”的大病,坚持不懈地在上海与云南之间申请要求,终于在1978年底获得成功:我可以以“病退”的理由退回上海家乡了。家乡的公安局于1979年1月19日,为我开出了这张《准予迁入证明》。我流浪在外十年的灵魂(户口)终于可以重新回到家乡了!
    当我回到云南农场去办户口迁移手续时,云南知青大罢工返城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农场里,办理户口迁移的大印,知青们很容易就可以盖上了。回上海的手续无须知青提出要求,不需要什么组织证明就可以办好。户口迁回上海,已经变得难以置信地容易。
    于是,我回上海就有了可供选择的两条办理办法:一是继续以病退名义,但回上海后就是到街道小企业工作;二是以顶替我妈妈退休的名义,可以到县属大企业里工作。我当然托母亲的福,办理顶替妈妈退休的手续,回上海后到我妈妈单位上班工作去的。
    这样,我的这张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准予迁入证明》最终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留在了我的抽屉里,成为我永久的纪念。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我的这张《准予迁入证明》,流落在知青个人手里的极少。一是因为,那时办理病退需要的这张《准予迁入证明》,都是通过组织函件而不交给知青个人手里办理的;二是因为,即使有个别知青自己个人办理,那也是到了云南以后,这证明必须交给迁出地(勐腊县)公安局留作卷宗作为档案保存,不会散落在个人手里。否则,是没依据办理病退回上海的。
    因此,这张《准予迁入证明》,是终结我的上山下乡历史的见证,也是终结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见证。
大光 - 2009-12-4 7:10:00

《我的知青轶事》之十六




被上山下乡遗忘的“黑”母子




    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制度已经实行了25年。身份证也已更新换代为科技含量更高的第二代了。可是谁能想到,年届57岁的母亲、32岁大龄未婚的儿子却到今年(2009年)还没有身份证。母亲老无依靠,儿子找工作找对象没合法身份。这“黑人”母子竟然是原云南西双版纳(思茅地区)水利二团十连的上海知青与她的儿子!

    从1969年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奔赴云南边疆“接受再教育”,迄今已40年了。水利二团十连的上海知青们开始筹划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联谊活动。人们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尽多地召集原同一个连队的知青朋友们一起参与。在原连队的知青名单中,有一位叫曹薛岑的女知青,分别31年了,却一直没她的信息。筹备组的朋友们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把这次聚会活动的消息事先通知到了远在贵州农村的这位知青。

    当风尘仆仆的曹薛岑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人们无法相信,这位“老年”妇女竟然就是当年风华正茂的连队副班长!面对着昔日的知青好友们,曹薛岑放声大哭。通过断断续续的讲述,人们才知道,在“后上山下乡时代”里,曹薛岑的路走得多么艰难。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已届57岁的她和32岁的儿子到现在都还是“黑人”——迄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

    事情该回溯到30多年前的上山下乡时代。

    经过了几年的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知青们对自己的终生开始担忧起来。尤其是74年水利兵团转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即国营农场以后,人们的心态越发焦虑不安——知青名份将取消,返回家乡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又面临着结婚成家的尴尬境地。于是,不少女知青把结婚成家作为跳出农场的一种方式——不找农场的男知青而尽量物色农场以外的男性。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社会氛围里,能够找一个工人为夫,在女知青眼里,当然是一件非常荣光的终生大事啊。

    曹薛岑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当时非常吃香的工人阶级。那是在一次探亲路上,她偶然结识了某国营工厂的职工陈某。从此两人的关系一发不可收拾。不久,曹薛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779月,曹薛岑产下一名男孩。为了孩子的合法身份,78年初,她获得了探亲机会,取得了边境通行证,前往孩子父亲所在地贵州某县,准备与孩子的父亲成婚,使孩子有个合法的父亲。(注:当时进出西双版纳必须持有当地公安部门开出的“边境通行证”。否则边防检查站不让进出“边境”,甚至还会对试图进出者采取强制措施。)

    找到贵州陈某的老家,意料不到的是,陈某不愿意结婚!于是曹薛岑与孩子的父亲进行了长时间艰难的争取。时间就在这样的拖延里过去了一年多。正是在这一年里,云南知青大返城开始了。而曹薛岑对此一无所知。

    1981年,曹薛岑在结婚无望的景况里,只得返回版纳农场。屋漏偏逢连夜雨。又意外的是,她的边境通行证与钱包在路上被偷。没有了边境通行证,她无法进入“边境”,无法返回连队。孤苦伶仃且身无分文的她,无法可思,只得重新辗转又去了贵州。毕竟那里还有儿子的血缘父亲。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儿子的面上,陈某也不至于撒手不管的。可是,没过几年,孩子的父亲陈某去世。孤儿寡母就这样开始了孤独的谋生生活。

    儿子逐渐长大,明白了母亲生活的艰难。仅仅14岁的他,就跟随大人们出外打工。曹薛岑终于有机会回上海老家找自己的亲人。但在上海农村的老家,已经按当时的动迁政策,父母兄弟姐妹们已经分别得到了安置。与以前和老家的信件往来交涉结果一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家也收留不了她。家,没有了。曹薛岑只得又回到贵州找点活干,做点小生意,不知不觉便度过了人生的大半。

    贵州农村与外界闭塞的通讯条件和不便的交通以及窘困的经济条件,使曹薛岑与外界的联系日益脱节。直到这次连队知青们费尽周折找到了她,她才回归当年的知青大家庭。

    看着曹薛岑的现状,听着曹薛岑的哭诉,知青朋友们的侠胆义气被激发了出来。——我们一定要帮曹薛岑找回当年知青的名份,一定要恢复她的合法身份!

    当年十连的知青领导和朋友严培荣、黄绳士、吴黎明、曹丽琴、沈国芬、龙小妹和蔡玲德聚集在一起,开始为曹薛岑奔波。

    知青们从40年前的点滴信息入手寻找证据。费尽周折,他们取得了当年曹薛岑所在地的政府、公安部门、学校的上山下乡证明书。他们又长途联系了转制后的西双版纳勐捧农场有关部门。虽然希望在一次次提升,但结果往往使人懊丧。

    在获取曹薛岑身份信息的系列“证据链”后,知青们与云南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取得了联系。经过慎重考虑,黄绳士、吴黎明、曹丽琴、沈国芬、龙小妹和蔡玲德等6名老战友决定自费去农场交涉曹薛岑的身份和福利待遇事宜。今年814日,他们陪同曹薛岑踏上了返回版纳的道路。

    时过境迁,由于当年的档案资料大多保存不当,曹薛岑的身份与户籍关系现今难以证实。但在知青们坚韧不拔的努力下,勐捧农场终于找到了当年发放曹薛岑的工资清单,承认曹薛岑曾经是该农场的职工,且无任何离开农场的依据。据此,勐捧农场所在地的勐腊县公安局同意为曹薛岑出具身份证明,给其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确认曹薛岑的户口关系在勐捧镇派出所,且其户籍关系在勐捧农场。

    这是非常可喜的成功第一步——31年前失落的身份,终于重新拾起!57年从未获得的身份证,终于攥在了手心!

    合法身份得到了,但颠沛流离了大半生的曹薛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继续打零工为生。曹薛岑的下半辈子生活来源怎么办?知青们多方努力,来回奔波于下至连队(生产队)、农场,上到当地政府、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等单位,进行反复的交涉、协调。在知青们的呼吁与坚持下,曹薛岑的遭遇终于引起了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有关领导的关注,他们表示将解决曹薛岑的基本生活费。曹薛岑的医疗费用将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住房将按廉租房政策处理。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曹薛岑的身份与今后待遇问题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曹薛岑满含热泪感谢知青朋友们的鼎力相助,感谢有关部门领导对她的现实态度。

    让我们一起祝贺当年的知青曹薛岑终于老有所靠,老有所依。

    我作为这一事件的知情人,衷心感谢热心知青朋友们为曹薛岑做出的努力。

    祝愿所有知青朋友们家庭幸福,心想事成!





2009.11.28.

大光 - 2010-10-12 18:58:00
《我的知青轶事》之十七


孽情脑溢血



——我所知道的一对知青“世上最干净”爱情故事


    2010年10月12日凌晨 04:08,我在凤凰网的水利二团知青网点上开始向战友们报告一件因我没及时告诉大家而感到自责和内疚的非常不幸的好消息——

    说这条消息非常不幸,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战友不幸突发脑动脉破裂住院,必须伽玛刀开刀治疗。这“脑动脉破裂”,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脑溢血……这突发的非常不幸,已经是在9月28日的事情了。而我是在昨天早上才知道的,但一直拖到现在才把这非常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这就是我感到自责和内疚的原因。

    说这条消息是利好,是因为:这脑动脉破裂虽然非常危险,但经过及时抢救,且医院里有病人自己的小姑在内部工作,所以当我们的这位病人一发病,人还没到医院,医院里已经作好了抢救准备。脑溢血的抢救贵在宝贵的时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的这位战友,因抢救及时,不但已经脱离危险,而且已经于10月4日出院回家开始了康复阶段的生活!

    这位不幸之中大幸的战友就是十一连的我们网友金龙宝!作为网友,她寻找别的战友的启事,至今还挂在我们这个知青点的右边“寻找战友”专栏内——

    我、肯定也是战友们共同的心愿是——衷心祝愿我们的战友和网友金龙宝同志早日恢复健康!

    我虽然没见过金龙宝的面,但我对她的初次印象就被她的不凡勇气所折服。她作为一个女性,敢于在这里(凤凰网知青频道)的“寻找战友”栏内公开表白,要寻找当年的旧情人,为的就是圆自己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场梦!

    要知道,这样的公开表白,是可能被全世界都知道的公开出来的压抑在内心几十年的秘密!因为这网络是无国界、无地区、无时间限制的;因为她也知道,她的初恋情人也和她一样有个幸福的家。她不想因此而损害了这两个家!但她见到了我们网络水利二团这个新的大家庭而无法抑制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那份相思!她也知道,把这埋藏在内心里的这份情思公开透露的话,可能会招致各种流言与评论。但是她不怕,这就是她的极度不凡之处!

    我最近发在博客里应了新任凤凰网知青频道主管要求而写的短文里说到“朋友们说得好:我们都到了这年纪了,当然不会有年轻时的感情冲动了,但几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却是永远无法抹去而将伴随我们终身。”——这话,实际上就是她金龙宝说的!

    那是我看到她发出的寻找战友启事后,看到她的那位初恋情人的姓名,很象我熟悉的一位朋友的谐音,但具体的三个字因几十年过去而错了近百分之七十。连名带姓一共三个字,她就只有一个姓是准确的,作为名字的其他两个字,都错了。看她的姓名,我起先以为发寻人启事者是个男性。看“他”的文字,象似开玩笑(甚或是恶作剧)。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先与“他”联系联系,如果这是个真实的寻找战友要求呢,助人为乐也是应该的。根据她在寻找战友启事里公开的电话,我打了电话过去。想不到,电话中,她那轻缓的语声向我叙述了一个凄婉的相思故事。她把当年与初恋情人的故事基本告诉了我。因为当年家族的客观原因,她与他最终没走到一起而分手至今。感动之余,我也向她问到了比较敏感的当年“情人”的“深度”问题。她毫无隐讳而大方地回答说,那时怎么敢有现在小青年那样浪漫的情节啊,有的只是很清醇的单相思似的依恋。——这使我想起了最近观看过的《山楂树之恋》,这就是我们那时代的“自由恋爱”呀!她叙述的单相思似的恋爱,活脱脱一个现实版的山楂树式的“世上最干净”之恋!

    电话里,我也提到了一个令我们这时候比较“敏感”的问题:你是否想过,你要找的旧情人可能也和你一样,有着自己比较幸福而美满的家庭的呢?她的回答也很朴素:这没什么的,如果我的这位“情敌”理解当年的情景,我很愿意和她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也祝福他们家庭的幸福美满。因为她应该理解我和“旧情人”之间实际上没发生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有的只是初恋时单纯的眷恋!而且,人到了我们现在这年纪,对往事的追忆是非常可贵的。——说得好!

    在我得知她患病后,昨天我打电话给她,她很开朗,说我这病不要紧的(天晓得,脑溢血的危险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而且有“姑娘”的医院里工作很方便的(天晓得,连“御医”级的医生都棘手的这病是小看不得的)。我顺便也提到了她“旧情人”是否知道她生病了。她淡淡地说,他给她来过电话了。但也不会象小青年那样地热烈表示他的感情的。她现在由下了岗的老公全身心地在家照顾她。

    我之所以不敢把她寻找“旧情人”的故事公开出来,一是担心我这样做,会影响到他们两家现在的家庭和谐;二是担心她这样“世上最干净”的苦恋,会引起人们的笑话,这样会使她那纯洁的思恋受到亵渎。在《山楂树之恋》放映以后,我不但被影片中我们那具有时代特色的恋爱所感动,更联想到她的现实中的真实,又得知她患病的消息,才使我无法正常入眠而早早起床把她的这段感人孽情告诉大家。

    我相信,作为这段孽情的另一方,他们两家的另外一半,在知道了金龙宝的内心世界后,一定会更加珍惜各自家庭来之不易的幸福和美满,更加怀念我们那时代!

    哦,还在她患病前,在《山楂树之恋》放映前,我曾去电“关心”过她与“小王”是否已经联系上了。她告诉我,她和他已经见过一面,很匆忙,但已经没了几十年前那份激奋。“他老了,老得让我快认不出来了。”印象中的他,是个风流倜傥的帅哥,是个使她牵肠挂肚的小弟。“我们的见面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各自的家庭”金龙宝当时在电话里这样淡定地告诉我,“我们的见面只是在还几十年前的那份情。我会一直保留几十年前我对他的那份思念。”她这样淡淡地在电话里告诉我。平淡的话冲击了我的心。

    “走过了这一片青草坡

    有棵树在那等着

    它守着你和我的村落

    站立成一个传说

    ……”

    感人的故事不仅出现在银幕上、小说里,在我们的身边就有无数!再次衷心地祝愿你,金龙宝战友。我在你生日时,称你为“大侠”,也有缘于你的这个感人故事。——好人一生平安,大难之后有后福!

    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金龙宝与她的梦中情人是在9月26日见面的,她的病恰恰是在两天之后的9月28日之后发作了!——我为她的初恋感动,我为她的不幸扼腕!

    在我凌晨起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的感情沉浸在金龙宝的故事里。情不自禁地,未经她的允许,我擅自把她的手机号公布出来。请战友们按动自己的手指,在白天正常时间里,给她发一条祝福短信。但请不要多打电话给她,她现在需要的是静心休养以有利恢复健康。

    她的手机号是:131XXXX2036——请原谅我把你的手机号公布了出来,金龙宝朋友!

大光 - 2011-12-6 20:04:00

《我的知青轶事》之十八



“救命恩人”被寻记



    知青的故事千千万,知青的情谊绵绵长。

    我们假座凤凰网建立了西双版纳(思茅地区)水利二团(http://tieba.news.ifeng.com/zhiqing/tieba.php?tid=4428)知青网点两年以来,发生了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重逢的故事,发生了许多新朋友相识的故事。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重逢,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欢聚,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延续着知青友谊,我们竟也发生着“见义勇为”而被寻觅到的救命恩人的感人故事。
    正当我们庆贺有近500知青战友参加的“2011水利二团战友联谊会”获得圆满成功之际,2011122,我们的“财务部长”小老储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她很惊诧:是不是有不速之客来干扰?

    电话中,一个女声:“是储阿姨吗?”

    “我是。你是谁?”
    那个女声非常激动:“储阿姨,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老储非常奇怪:我怎么成了谁的“救命恩人”了?

    “你还记得十多年前,你曾经冒着风险把一个小姑娘从一个不洁场所救出来的吗?——我就是那个小姑娘啊!”

    噢……小老储想起来了。那是早就被她遗忘了的一件“小事”。

    那是在十多年前的一天,小老储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她在上山下乡时期,在第二故乡西双版纳结识的一个当地朋友。电话里,对方急切地问,她是不是对上海的地理地形很熟?对方急迫地告诉小老储:她的一个16、7岁的侄女前段时期被人拐骗出去一直没有音讯。今天她突然收到了侄女发来的求救手机短信:“快救我!上海XX号……”

    这位姑妈当时在广州打工,根本不熟悉上海情况,一时间惊慌得没了方向。突然想到了这位曾经在西双版纳上山下乡、现在返城回了上海的上海大姐,于是她怀着一线希望给我们的小老储打来了试探性的求救电话。

    “麻烦你先去看看,怎么找到那个地址……千万不要报警,不然我侄女的命就危险了……我们马上赶去上海……你无论如何帮我们一帮……”

    小老储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但她马上镇定下来,安慰道:“我马上就赶去看看具体情况。你们不要着急。保持联系……”

    于是,小老储马上动身,连换了三部车,终于在一个城乡结合部找到了那个地址。那是一个充满暧昧色情诱惑的小发廊。正是炎热夏天的下午时分,人们懒散地不想动弹。——也是那里面的人最懈怠时分!

    小老储象个老练的侦察员,观察着那里的动态,不敢随便跨出一步,不敢贸然做一个动作——打草惊蛇的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还好,一会工夫,那里走出来一个小姑娘。小老储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靠近了她:“请问里面有一个叫XXX的云南姑娘吗?”

    对方打量了小老储一眼:那笑眯眯慈祥的老妈妈福相足够令她相信我们的小老储绝对是个好人。她略作犹豫后答道:“有!”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小老储抓紧要求道:“麻烦你叫她出来一下,我有事要对她说!谢谢了啊!”

    那姑娘也乖巧,不再多问什么,转身回进了那大门。小老储焦急地等待着——

    ——真急人。如果这时候出来的是一帮打手呢?

    还好,那大门里,出来了另外一个16、7岁的小姑娘,看她那寻觅人的样子,肯定是她无疑了!

    小老储急忙迎上去,急急地对她说:“你是XXX吗?你发给姑妈XXX的信息她收到了。她让我来接你回去。你赶快跟我走!不要回那房子里去!什么东西都不要回去带了!快,马上跟我走!快!”

    毕竟那求救信息是自己发出去的,小姑娘也没时间多噜苏,不再犹豫,点了点头,马上紧紧跟在小老储后面就走!

    拐过一个弯,她俩马上小跑步起来——赶快!离那魔窟越远越好!

    接连换了好几部车,她俩终于顺利来到上海火车站。小老储马上替小姑娘买好了当班火车票,送上路途需要的经费,把这小姑娘送上了火车:

    “XXX,小姑娘已经顺利上了火车。你们不要特地来上海了。她已经坐上了XX次火车XX车厢XX座,大概X天后XX分到广州。你们到广州火车站接她就是了。”

    眼看着载着这小姑娘的火车驶离了上海,报告完这个信息,我们的小老储才松了口气!几个小时的紧张终于可以放下心了!

    “呵呵,小事一桩,小事一桩!我当时虽然不是举手之劳,但也没什么大的危险与周折,只不过几个小时的小事嘛。”

    小老储啊,算你运气好。你是在那个炎热夏日的下午、那涉色场所空闲时间找去的,她们的“老板”放松了戒备而没及时发现你把他的摇钱树“拐”走了。

    ——万一,他们当场就发现了小姑娘出去了呢?

    ——万一,他们发现了你俩的企图了呢?

    ——万一,他们发现你俩的行踪了呢?

    ——万一,他们追上来了呢?

    ——万一,你俩真被他们抓回去了呢?

    ——万一……,你俩的结局不可想象!!!

    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许多报道里,那些被诱拐的小姑娘不甘被凌辱而被逼跳楼的惨烈镜头……

    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发生在我工作单位附近的发廊女被杀而至今未破案的悲剧……

    小老储,你真的好大的胆子!

    “后来想想,是有点后怕的。”我们的小老储一如平时那憨厚快乐的样子,“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危险与害怕的。反正我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那样一个小姑娘被骗到那样的一个地方,我知道了,会不管吗?”

    虽然,我们幸运的小老储确实很顺利地在几个小时里完成了她认为的小事一桩,但对于被解救的小姑娘来说,确实是值得一辈子牢记的恩情!

    如果她没被解救出来呢?即使没影响到生命安全(且不排除有生命危险),她这辈子的人生轨迹肯定与现在的幸福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很难设想,她的一举一动在被别人严密监控、基本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会生活得美满。

    如果她破罐子破摔了呢?

    如果……

    我不愿意再如果下去,毕竟小姑娘被我们见义勇为的小老储阿姨解救了出来,这才是我们最值得庆幸的大事!

    这,也许就是让小姑娘一辈子牢记的恩情。

    这,就是小姑娘一直在苦苦寻觅十多年前救命恩人的动力!

    有恩不报非君子。小姑娘一直在苦苦寻觅着她的十多年前的恩人——在平时,在网上,在她认为可以寻找的地方。因为那以后,小老储的手机被偷了,她不得不换了手机号码致使小姑娘无法通过手机寻到她的恩人。而小老储竟也无法再联系到小姑娘的姑妈。但小老储那不顾一切带她走出魔窟的一刻时时让她激动不已。

    终于,她在西双版纳(思茅地区)水利二团的公告栏内发现了我们的财务部长小老储的联系方法!才有了她与恩人再度联系的机会。

    我被小老储因为接到这个意外电话而让我分享开心的快乐情绪所感染——这就是我们当年的知青!这就是我们对第二故乡的思恋之情!(尽管即使不是发生在我们第二故乡,我们大多知青也会义不容辞地鼎力相助。)

    我的头脑,不由自主很自然地冒出了一句祝贺语——好人有好报!

    祝福你,我们的好人小老储!

    祝福你,从魔窟里解救出来而沐浴在幸福生活中的小姑娘!

    我们还得深深地感谢凤凰网,感谢这知青家园。正是有你们为我们提供的知青网络活动场所,才有了小老储的电话被到处在寻觅的小姑娘发现后联系到她的救命恩人的后续故事。

    好人有好报,凤凰网!



写于2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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