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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凡历史功绩的评述
--云南知青大返城研究述评（17）
余杰
时任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在解决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上的历史功绩是每一位云南知青刻骨铭心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专门写一篇《“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把赵凡称为“知青之父”。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谢谢赵凡》的文章，这里就一些问题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一、“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1978年的年末，西双版纳各个农场已完全陷入瘫痪的状态。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几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摆在赵凡和调查组面前种种棘手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是主线是十分明确的：知青要回城。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赵凡在昆明会议上说：“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赵凡是在12月30日从昆明飞抵云南农垦总部（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思茅，听取了从景洪赶来的西双版纳州委书记王泽民，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党委书记张志诚汇报情况。
农场和地方当局报上了自愿参加罢工的64个（知青罢工请愿的领袖和积极分子）名单。反映的主要问题是知青打人，挖公路，堵军车，散布政治谣言，不听招呼劝说，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等等。就是没有广大知青长期遭受的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及种种冤案和悲剧的汇报。听了汇报后，赵凡首先给予了慰问鼓励：“领导特别体会你们在第一线的同志的辛苦和困难。基层干部更困难。”他指示：“要宣传宪法。要有护路队，重要桥梁保护起来，警卫、保卫、保密都要注意。”
但是对于农场方面提供的64人带头的知青名单，赵凡却旗帜分明的指出：咱们第一批工作组认为这些知青里边闹乱子，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我说能这么考虑吗，这中央没这个精神啊，凡是对这个知青下放说两句话的，就斗人家，就当成人家这个反革命了。农垦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这个错，判断是错的，这也比较好解决，说你去做做别的工作，（不要再搞公安了）马上都安排了，也没有批评斗争。
赵凡的一句“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挽救了整个局势的进程。这样来看待这么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动，是“有少数阶级敌人的挑动”？是“境内外敌人的唆使破坏？”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帮’当，破坏当前大好的抓纲治国的大好局面”。这些在当时十分盛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开始我们的一些领导就把这场风波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范畴。这就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了。在当时全国 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下；在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全国1700万知青，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广大老百姓家庭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在对越自卫反击开战在即，需要一个坚强、稳固的后方的关键时刻，假设采取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其后果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了，就会激起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愤怒，就会断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好局面。这是对立的双方都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
二、“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
当时，云南各个农场的局势很不稳定。一些农场领导被知青扣为人质，东风农场场长王文希的家也被知青冲击了。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赵凡不听农场和地方当局的一再劝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已经发生知青绝食的孟定农场场部。1月10日赵凡与二千余知青见面，这一位革命前辈，先是赞赏了孟定的山和水，接着话题一转；“孟定比我们当年的南泥湾条件好的多了，希望知青们把边疆建设好，华主席、邓副主席和王震副总理对你们都抱以极大的期望”。知青们一听还要扎根边疆，那种绝望和失望以及委屈的情绪难以抑制的再次爆发了，全体知青齐刷刷的跪了下去。赵凡亦怅然泪下，赵凡后来回忆：“我去了以后啊，他摆开了场面，一个大操场上，都集合到那里。见了面时不说话，他第一个安排的就痛哭。大声痛哭，一起痛哭，一个广场里边没有话说，就呜呜呜，就是那么哭。我呢这个4个孩子。3个女儿，一个儿子， 4个孩子都是知青，在山西农村里插队。这样一看知青，我也掉泪。他一看我，一听，可找到一个看看我们的，知青有希望了，有点盼望了。这中央派来的，是这种人。那我们的困难还能解决。”
在2000多名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他劝知青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随后,他开诚布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要求返城,这是件大事。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你们所在的城市商量,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啊!”会见结束时赵凡像父亲疼爱孩子般的表示了对知青们同情：个人基本同意知青们的返城要求，但要求知青们给政府协调的时间。
知青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向这位老干部致敬。李根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一种脸浃还流淌着泪水，早已哭的红肿的双眼，却瞬间变幻成发自心田的笑逐颜开，非亲历者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历史对于错误的纠正常常会以过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好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
由此我们看见了一位敢于负责，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的形象。这与知青在农场十年里所遭受的苦难、看见的一些蛮不讲理的干部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我们党的干部勇于去面对问题、矛盾，敢于讲出个人的真知灼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好在云南知青遇上了这样一位好干部、好领导。
三、“我也是知青的家长”
对于赵凡来说，一到云南就碰到一个“下马威”：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自云南边疆国营农场的知青在开始绝食罢工以来，第一个政府官员为知青们流下的同情的热泪。赵凡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其后赵凡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从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云南农垦部门有些领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认为知青闹事性质严重，属于坏人闹事，背后有黑手，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反映，主张抓坏头头,严加惩办。赵凡等人只好耐心、细致地给他们做工作，明确指出:“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绝不是坏人闹事，不能当成闹动乱抓坏头头。如果那样，肯定处理不好，而且添新乱子。我们必须用疏导的办法。”直到今天，我们亲历赵凡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和谈话的知青，说起当时的情景无不为赵凡平易近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折服。
四、“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
知青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1978年1月11日，赵凡听取了中央和省、市调查工作组成员的汇报；当晚和12日凌晨和孟定农场干部会谈，于12日返回西双版纳；紧接着就在景洪主持了13日和14日两天的会议。
赵凡说：“这次遇到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办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作为调查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抗战时打鬼子就是了，现在软的、硬的都不行。党中央文件，从来都是欢迎的，惟有这一次不行……今天看是有具体问题，知青探亲，困难很多，社会遭遇难应付，又没有钱。他们谈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岁，我62了，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煸动起来的。”（见赵凡《忆征程》215页）
赵凡反复做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的工作，希望大家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
赵凡回忆说，我把在云南的这个情况，上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写了个材料，国务院转发了，“做好工作，合情合理”，做好了准备工作，逐渐地回去。当时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李先念极为高兴，立即表扬，并向上海方面作了通报。上海市委顾虑较多，因为这几年他们已先后批准在各地上山下乡的三十万知青返回上海，待批的还有八十万人。大家担心大批知青像潮水一样返城。人口高密度的上海势必更加混乱。但经反复做工作,上海方面最终还是表示顾全大局，同意按中央调查组的意见办理。这不把这个“四不满意”变成“四满意”嘛。
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北京、上海市与会的同志不同意写明解决农场知青回城的具体时限。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走的办法，按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印发一个文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央批准后，立即召开有全省国营农场场长、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后，再加以执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后来，为了照顾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压力，云南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没有规定安置农场知青的具体时限）。
就这样，一场以云南知青为先锋的知青请愿回城的风波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的《“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里赵凡表示：“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
但，历史将铭记这位老人，将记住一切为知青返城作出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