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 心 尽 力
每一个人都需要工作，即使是才刚刚懂事的儿童也不例外，许多有教养观念的父母都会训练儿童工作，这种精神很值得提倡，蚂蚁、蜜蜂尚且勤奋工作，更何况是人呢？
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不孤独的时代。无所不在的传媒，日新月异的通讯，把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接听来自各地的电话，透过视讯与远方会议，弹指间发出上百封信函。我们随时随地被找到，人人拥有两个以上电子邮箱，三组以上电话号码。
也没有比这个时代更孤独的时代。霓虹璀璨的夜市流荡着多少寂寞芳心，人们下班后宁愿对着虚拟世界说话。八点档肥皂剧长期罢占精华的休闲时光，宠物店、水族馆三步一店、五步一家。假期里，“背包族”远赴异域寻找心灵故乡，“月光族”泡在商场疯狂刷卡。
这是个表象亲密、内在孤独的年代。
心理学家分析：“童年时期被迫独处的无助感受，是孤独感的起源。”而精神医学也强调，亲密的人际关系才是精神与人格健全最重要的标志，是人生幸福唯一的源泉，并将孤独视之为病态；于是，孤独挟带沉重的负面印象，迫使人们相信：“孤独是可耻的。”因此无不藉由攀缘外力，强烈抗拒着孤独。有人投身繁忙工作，有人组织温暖社群，也有人热心公益，只要有所依恃，就能化解教人尴尬的孤独状态。
然而，孤独果真如此面目狰狞吗？历史上，多少天赋异禀伟人，在孤独中创造经典，完成自我。如哲学家康德、维根斯坦，如科学家牛顿、音乐家贝多芬，如释迦牟尼佛……。他们没有建立家庭，但其身世阅历、性情气质中所蕴含的人格风韵，都将孤独的内涵，演绎得淋漓尽致。
也许创造性的活动，必须触及心灵深处的思想情感，需要时间来积淀，需要在孤独状态下进行内在的整合，然而，又有谁不需要通过孤独，感受自我意识的觉醒，捍卫独立思考的空间，流放内在精神的自由，让无尽的想象翩飞，教稍纵即逝的智慧沉潜……。孤独的人，可以更清醒地自省，更好地自知，在精神上获得成长。
作为医生的安东尼‧斯托尔在写下《孤独》这本书时，一方面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同时也倡议了孤独的正面作用，为孤独“正名”。他分析，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两种驱力：一种力量促使我们希望向友谊、爱情等亲密关系靠近，另一种力量又促使我们独立自主、远离人群。其所呈现出来的，是两种可并行不悖的生活方式──交往与独处。
于是我们发现，一个善于孤独的人，才是真正从容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把人际交往的需求和独处的需求，很好地平衡，从不失控。无须繁忙代替空虚，也不让无谓交际侵占宝贵的独处时光。对他们来说，孤独就像大智若愚的道，大勇若痴的意境，是洗涤心灵的清凉剂，也是沧海逍遥、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
我很有兴味地读完了英国医生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孤独》一书。在我的概念中，孤独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体验，为哲学家、诗人所乐于探究或描述。我曾担心，一个医生研究孤独，会不会有职业偏见，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病态呢?令我满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有着相当人文修养的精神科医生，善于把开阔的人文视野和精到的专业眼光结合起来，因此不但没有抹杀、反而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孤独在人生中的价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疗作用。
事实上，精神科医学的传统的确是把孤独仅仅视为一种病态的。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惟一源泉。反之，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进程受阻，亦即存在着某种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疗。斯托尔写这本书的主旨正是要反对这种偏颇性，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为孤独“正名”。他在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泉。
其实，对孤独的贬损并不限于今天的精神科医学领域。早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把无家无邦的人斥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据以发挥，断言人是最合群的动物，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话本身说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开来大做文章，压根儿不再提后半句。后来培根引用这话时，干脆说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纯属邪说。既然连某些大哲学家也对孤独抱有成见，我就很愿意结合着读斯托尔的书的心得，来说一说我对孤独的价值的认识。
交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由于性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交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 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惟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温尼考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满足他的主观性的场所，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因为事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居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则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是动物的本能，“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的祸害并不亚于“感觉剥夺”。总之，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了对内在世界的整合。斯托尔的结论是：内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容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他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所谓“个性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性。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个性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问题之思考的前提。
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像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所以，据精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 潦倒便 是自杀。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让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独的精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交往的领域里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在社交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们观察到，他们倒比较容易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那时候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交往了，对于他们来说，创造而不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一语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这种面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创立过程中，孤独的经验都起了关键作用。释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后，而且是在离开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他是独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树下连日冥思，而后豁然彻悟的。耶稣也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天，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斋月期间，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隐居。
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决非故弄玄虚。斯托尔所举的例子表明，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长久独居中 ，一些普通人同样会产生一种与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体感”，一种“与存在本身交谈”的体验。而且，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表示，那些时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对于他们的生活观念发生着永久的影响。一个人未必因此就要归依某一宗教，其实今日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精神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缺陷。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在与他的通信中，罗曼·罗兰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来源是“对永恒的一种感动，也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洋似的感觉”。弗洛伊德承认他毫无此种体验，而按照他的解释，所谓与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欺，犹如婴儿在母怀中寻求安全感一样，属于精神退化现象。这位目光锐利的医生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精神现象还原成心理现象，所以，他诚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却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
在斯托尔的书中，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给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他写道：“虽然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肉体上必须依赖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赖却逐渐减少。老年人对人际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较喜欢独处，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作者显然是赞赏这一变化的，因为它有助于老年人摆脱对人世的依恋，为死亡做好准备。
中国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我们目睹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中国街头一大景观。然而，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斯托尔的描述至少对于西方人是准确的，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阳，或者作为旅游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老年人害怕孤独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逃避。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
对于精神创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斯托尔举了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领域、不太关心听众的接受的特点。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歌德从三十八岁开始创作《浮士德》，直到临死前夕即他八十二岁时才完成，应该不是偶然的。
素食之风，古已有之，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十分盛行。古时吃素，倒不是由于当时经济落后，没有肉吃，只好以瓜菜裹腹。而是那时，已经出现了 “养、助、益、充”的饮食观念，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这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有详细记载。但主要的原因，还是老庄清静无为哲学思想的影响。一大批隐逸的文人，崇尚自然，认为吃肉使人气浊，吃素使人气清。追求清气，极力奉行素食的原则。
吃素本是一件好事。但发展到后来，
就走火入魔。可见凡事不宜太过。《汉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周泽的人，餐餐吃素，以致营养不良生病。老婆怪他，讲何苦这样把自己折磨。周泽一听，火冒三丈。马上以“干犯斋禁”的罪名，把老婆送进监狱。“干犯斋禁”，当时可不是小罪，大概和现在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差不多。至于“坐斋不谨”，则要杀头。“坐斋不谨”到底是什么罪?不详细考证，绝对猜不出来。其实好笑得很，不过就是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屁。放屁而被杀头，恐怕谁也料想不到。
吃素的优良传统，后来竟被从外国传入的佛教，一把抢过去了。
和尚原来是可以吃肉的。佛经《戒律广本》写得很明白：佛教没有吃素的规定。佛家禁止吃的，是“荤”。这个荤，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指鸡鸭鱼肉一类的动物食品。我们现在讲的荤，佛教叫做“腥”，而不叫“荤”。佛经里荤字不读hun，要读成xun，熏的意思，指气味熏人的蔬菜，“荤乃蔬菜之臭者”。《梵网经》讲得更具体：“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辛”，荤就是这五种蔬菜。荤字从草头而不从肉旁，说明荤的原始意义，是植物而非动物，至于荤为什么从植物变成了动物，三言两语说不清，以后单独介绍。佛教认为吃了荤，耗散人气，有损精诚，难以通于神明，所以严加查禁。有两次，我到庙里吃斋，看到菜里有葱有蒜。可见庙里的和尚，佛经还没有读通。那么多的斋，算是白吃了。
和尚可不可以吃肉，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搞一概而论。佛教分为大乘与小乘。大乘是一心度人，以自度为度人手段，所以什么肉都不能吃。小乘但求自度不求度人，允许吃三种“净肉”(“三净肉”为“一我眼不见其杀者；二不闻为我杀者；三无为我而杀之疑者”)。对于“比丘患病者”，即生了病的和尚，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特殊照顾，什么肉都可以吃。如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洋和尚，中国蒙、藏、傣等少数民族的和尚，都允许吃肉。
佛教在引进中国的初期，还来不及形成中国特色。所以那时，和尚还可以吃肉。和尚不准吃肉，是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首先提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萧衍可以算是最可爱的一个皇帝。他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想当和尚，想得几乎发疯。竟然先后四次，擅离职守，跑到同泰寺，把身子舍给庙里，去当和尚。一个皇帝，自动放弃一切合法权益，连身体都舍掉，变成了同泰寺的庙产，当然不会再管朝廷的事。可是当时，没有副皇帝，可以在皇帝不能履行职责时，依法代行皇帝的职权。那时又不兴临时任命代理干部，萧衍不驾崩，谁也不能当皇帝。“国不可一日无君”，事情简直麻烦透了。满朝文武，不知开了多少大会小会，进行过多少紧急磋商。讨论来，研究去，惟一的办法，还是只能把皇帝赎回来。于是马上从国库提出现款，找同泰寺洽商有关购买事宜。同泰寺有利可图，当然进行配合。终于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用等价交换的办法，把萧衍收购回来。立即恢复他的人身主权，让他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萧衍坚决舍身，怎奈级别太高，还是身不由己。仅仅有利于同泰寺，一次又一次地创收。假如不是无限忠诚于佛教事业的萧衍，换成别人这样做，那只能认定是为了得回扣。
萧衍手不释卷，一部《大般涅经》，烂熟于心。经书里规定：“戒杀生”。萧衍想，学活用，干脆不准吃肉!肉不能吃，看你杀生还有什么用?一经决定，立即行动。紧急传旨：臣民提倡吃素。和尚一律不准吃肉。天地神明祖宗，享受和尚待遇。何谓和尚待遇?即祭祀天地神明祖宗的供品，不准再用三牲猪头，统统改成面粉做的猪头猪肉。金口一开，一呼百诺。一时，素食者“天下户口，几去其半”。
可见，和尚不准吃肉，完全是萧衍从“不杀生”的观点演化出来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