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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于市井 - 2008-11-24 6:52:00

破碎的往事


    自幼喜欢体验未曾经历过的事,苦乐在于其次,主要图新鲜。且不说某某伟人的号召,就是单凭艾芜的一本《南行记》,就足以促成我的西南边陲之行。更何况家父当年曾经参与滇缅公路的建设,我更有理由把云南作为插队的首选地。

    现实生活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彩,还没有等我充分领略西双版纳的美景,日复一日单调的劳作很快就令我疲惫了,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惫。后来我才懂得,享受是分层次的,看风景属于较高的层次,不把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不调整好心态,什么都别谈。执着的我,为了给自己的将来尽可能留下略为丰富的回忆,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时候,总是提出要求换换花样,于是今天追忆往事,还能找到一些碎片。

    有一段日子,我常去曼安。那个年代,在西双版纳,地多人少,寨子与寨子之间,没有明显的地界,谁开的荒,地就归谁。也许是我们新寨的汉人比较勤快,开荒都开到十几里外人家曼安的屋檐下去了。新寨人在那里开梯田,种了一些水稻,不够平整的地就种卷心菜。由于我偷空学会了赶马车,很容易就争取到了把收获物往回拉的任务。驾驭着三驾马车,驰骋在乡间大道上(既然能通马车,还不该叫它大道?),尽管一路几乎没有看客,那个爽啊,嘿!决不亚于在沪宁高速上开别克。所以么,我觉得我唱《三套车》特别有感情。

    既然走近曼安,干脆走进曼安。那是一个插队女生比男生多的寨子,那时的知青,比少数民族的老乡更好客,席地招待十六方。有一点我至今想不通,他们抱怨没有菜吃,为什么不去摘新寨的卷心菜呢,那么一大片,就在他们村外,没人看管!若干年后遇到一个当年曼安的女知青,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有过我这样一个人物,到过他们那样的地方。许是我这个人太平凡、太不起眼。

    新寨是用上电的不多的几个寨子之一。在水电站有工程的时候,也就义不容辞派些劳力过去。有那么一次,我去了。工地很远,在山里,吃住都在那里。具体劳动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每天清晨和傍晚体验云遮雾绕、飘飘欲仙的滋味,与坝子里的气候相比,很有些不同。以至于我在黄山度蜜月的时候,在北海排云亭边踱步,觉得那风景似曾相识呢。后来我常对人说,西双版纳最美的景致,往往可以在不经意间发现,而那种享受,是蜻蜓点水般的游客寻觅不着的,也是缺乏诗意的土著所无法体会的。那时候住在工地的知青不多,其中却有平时深藏闺阁的曼打鸠知青MM。我有心、有幸结识,她的回应也恰到礼数。事隔三十多年,我再次见到她时,她的茫然表情却让我只得苦笑,不得不刷新我的单边记忆。

    还有一次是修水库。“民族团结水库”,一个在当时相当时髦的名字。虽然这个名字肯定是记者在他的文稿中自己套上去的。196912月的某一天,《云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报道,小勐仑的三个寨子的贫下中农学大寨,为了解决水稻缺水问题,联合修建水库,计划用两个冬季建成云云。我参加了水库建设,不知为什么,曼边、曼炸派出的劳力中没有知青。据说,那水库的大坝,要建到二十多米高。我看着到场的几十个人,有点怀疑,但是在人定胜天的年代,又不容我怀疑。记者来采访的时候,我在一边看着,好像是公社一位领导请他来的,在几个生产队干部的簇拥下,在工地转悠了十来分钟就走了。工程进展很慢,这我不在意。有机会与傣族老乡近距离接触,大大补偿了我插队在汉人寨子的遗憾。偶然的碰撞,让我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傣族姑娘,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眉毛是王菲那种,身材消瘦,腮帮却有点丰满,细长结实的大腿、小腿一点肥肉也没有,腰围只有两虎口,真的,一点不夸张。长发调皮地盘在头顶,发式好像每天都不一样,怎么看怎么好,到了晚上在电影场,插一把梳子,盖一块头巾,样子变得端庄起来,活象嬷嬷。她名叫依银,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值得玩味,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名字,有如过去汉人的秀英,要多少有多少,光是曼边,依银就有三个!我渐渐地同她要好起来,就合在一起吃中饭。我带的菜是炒鸡蛋和韭菜、包菜,她带的是腌菜、酸笋和辣的干鱼干肉。在一起说说话很愉快,至于说过些什么却不记得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她喜欢把裤子脱掉,傣族女孩本来就不习惯穿裤子,只是在山上劳动,羞于露出大腿,或者是怕被杂草划伤,才在筒裙里衬了条长裤。她的女伴知道我同她要好,会取笑,也会故意让我俩在一起。青春萌动时期,对异性的向往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并没有把同她的交往纳入恋爱、婚姻的程序,要好就是要好,就那么简单。她告诉我,她同孙庆涛也很要好,那是一个比我更高、更瘦、更文弱的插兄,于是我同孙有了共同点,后来成了好朋友。

    19712月的某一天,《云南日报》又登出一篇文章,说是小勐仑的民族团结水库建成了,三个寨子的民族兄弟不必再为分那一缕溪水而争吵了,等等。甚是荒谬,夏季的大水,早就把头年筑好的不到一米高的坝基冲得无影无踪,第二年人们就放弃了这个本来就不可行的计划,何来建成之说?想必那记者,闲来无事,翻翻日记,掐掐手指,杜撰了一篇报道交差。更可笑的是,当我把这篇文字读给那些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听的时候,他们居然认定是我在造谣,政府的报纸是绝对不会说谎的。这件事让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的信徒,开始反省自己的信仰,调整自己的为人处世,对后来的一生影响颇大。如今当有人说网络消息不可信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省委机关报也一样!

    当我决定离开西双版纳的时候,曾经去向依银告别,她淡淡的说:“我知道你要走的,这个地方留不住你。”那时候她已经准备结婚,夫君来自几十里外,做上门女婿,因为她家没男孩。倒不是为了如汉人那样的所谓传宗接代,主要是解决劳动力问题。傣族人并不严格区分嫁娶和招赘,只考虑今后的生活方便,这倒是很合情理的。后来我想找孙庆涛问问,我走后那几年依银怎样,却再也没有机会,注定没这缘分。她应该早就做奶奶了,她应该像很多我曾经认识的人一样,把有关我的记忆删除了。

    梦已成为往事,破碎了。再怎么拾、怎么捡,也拼凑不出一个完美地整体。

隐于市井 - 2008-11-26 9:32:00
    因为读过书,识字,或多或少有过代人执笔的经历。小时候曾经替保姆写过家信;后来也为可怜的人们写过申诉;然而最令我没齿难忘的是插队时期曾经帮室友写过情书。
      事情缘起于一次邂逅。
      我当年落户的寨子紧挨着小镇,因而上街几乎成了每天必修的功课,尽管街上只有一爿食馆,一爿百货商店和一间不定时开门的蔬菜店。其它诸如旅馆、邮局、车站、粮站都散落在周边远一点的地方,不记得有没有银行了。自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食馆和百货商店热闹了不少,在那里每天都可以遇见与我坐同一趟车,不远万里来到此地的插兄,也有后来的农场知青。
      那天傍晚,我同光明一道从街上回寨子,路过旅馆前的坡道下,望见旅馆门口的平台上站着一个女生,看上去很美,在夕阳下平添几分成熟,却不失踌躇与彷徨,可谓形象气质俱佳。光明与我相视一笑,此刻的我正饥肠辘辘,忙不迭赶回去解决肚子问题,没有太把几十秒钟的视觉享受放在心上。那时候,自省城往勐腊方向去的客车,多半会在我们小镇上过夜,每天都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过往旅客。
      那天晚上,光明又出去了,很迟才回来。第二天显得有些心神不宁。追问之下,他才承认那天晚上去过旅馆了,找到那女生,聊得很投缘,按耐不住想创建一番罗曼史。
      “那就写信啊,用情书把堡垒轰开!”我装出一种情场老手的样子,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道,心里却在想,你这草包能有什么噱头。
      “我不知道开头怎么写。”此时的光明显得很无奈,露出一种少见的谦虚神态。
      “那还不好办,怎么想就怎么写,真情表露换真心么!”
      “唉,从来没写过情书,真的不知道怎么写。”光明很少如此示弱。
      “那好,我帮你起草好了,我读过巴尔扎克的一百封情书。”他越示弱,我越逞强。
      “真的?”光明装出来的矜持掩盖不住内心的急切。
      “是有条件的哦,今天中午、晚上由你挑水、做饭、洗碗,外加一包金沙江。”此时不榨,更待何时。
      “一言为定。要写得好哦,写得不好不算。”精明的光明,居然没有忘记提出质量要求。
      “那当然,写得不好金沙江不要。”此时的我还有一份得意自心底里油然而生——光明比我高一届,在文字上居然有求于学弟我,岂非快事。
      于是我就揽下了这笔起草情书的生意。于是我就正襟危坐,开始搜索自十三岁以来读过的种种言情小说。说真的,那时我都十八岁了,还从来没有机会向任何一个女人说过一声“我爱你”,也没有写过这三个字给任何女人看。一次多好的实践机会啊。我努力回想金色夕阳下那不肥又不瘦的身影,开始假设坐在旅馆里四人间的板床上的促膝长谈,谈话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场景,由场景引发灵感。
      记不清用了多长时间,信写好了,是一气呵成的,吹牛皮不打草稿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叫我目瞪口呆——不知是因为怕捅出漏子担责任,还是简简单单因为懒惰,光明他居然没有重抄一遍就把我写的信原封不动地寄了出去!事实证明,光明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不多几天,那个女生的回信来了,字迹娟秀,语气友善。我们都很高兴,光明把来信看作是他的胜利,我把来信看作是我的成功,但是绝非现今意义上的双赢。光明要求我接着写信,条件依旧。何乐而不为!就这样,通信一来一往地持续着。大概三、四个回合之后,光明似乎不再愿意同我分享这份爱情,不再给我看信,同时也就收回了写作权。再说,那个时候,一包金沙江的份量也不算太轻。虽然在当时我觉得有一点点惋惜,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我退出游戏,抽身事外的好时机。也不知道后来光明是如何向他的心上人解释前后不一致的笔迹和不一样的写作风格的。反正最终是把事情搞砸了,再没有信来了。哦,可怜的光明,称得上是一条真情汉子,精神恍惚了一个星期!还特地为此跑了一趟勐捧,两天后,他默默的回来了,显然没有什么结果,其中的尴尬成了永远的秘密。
      从此,这件事成了我和光明之间的忌讳。
      现在回想起来,真对不起人家。一个纯洁女孩的初恋感情,就这样给糟蹋了。我忘了她姓什么叫什么,只记得是六九届,勐捧农场的。在此我真心乞求那位女生的原谅,在那荒唐的年代,痴情少年做出的荒唐事。尽管我因此受益匪浅,从此增强了自信,在女生面前一改往日的自卑孺弱,写起情书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且功夫与时俱进,甚至过了二十多年,给老妻写情书,还能让她欢喜得落泪呢!

    今天应未曾谋面的总编之约,搜肠刮肚,信手涂鸦,供认识或不认识的插兄朋友喷饭;也为纪念我的室友、学长光明;也为本人不检点的过去忏悔。之前,这则佚事还没有向任何人披露过。这是Men's Talk,恳请熟悉我的读者不要告诉我老婆,本人惧内。
雾中花 - 2008-12-4 15:06:00
:D 忍俊不禁!文笔流畅,思维敏捷,好在饭后已3小时,不然真会喷出来。
多情咯。
简单7 - 2008-12-5 20:52:00
    喜欢描述的三段青春插曲,轻松、诙谐、自嘲中夹杂着淡淡的落寂。很真实。
隐于市井 - 2008-12-6 10:21:00
有人跟帖,总是欣慰。
隐于市井 - 2008-12-6 10:24:00



凡是勐腊的插队知青,几乎都不会忘记1970年夏天在县城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或者义愤填膺,或者“一身正气”,应该还有逍遥的,应该还有惭愧的。很可惜,那一年我几乎都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以我自己的方式追求着生活的充实。71年夏天,小勐仑也办过一次学习班,我赶上了。那时候流行办学习班,因为他老人家教道我们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解决。那次学习班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被临时封了一个小官,一个小组的两个组长之一,是正是副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的搭档,另一位组长,是邻近寨子的女知青M。她给我带来了好心情,不然我也不会把那次学习班记得那么牢。大概是两个乡的与会者都集中在城子,公家管吃、管住、管工分,大部分时间是坐在竹楼里聊天,过程没有什么轰动的,却很惬意。
傍晚,男生们会去罗唆江边洗澡。尽管那时候的江水还是混的,洪峰刚刚过去,大水尚未退净。为了洗净酷暑,大伙儿几乎都下水了。之前,我早已习惯在啰唆江中穿梭,惯常劳动回来,会去游几个来回,不过那是在植物园吊桥下,那里江面较窄,旱季的时候江水清澈,水流也不太急。城子的江面看起来比新寨那一段宽多了,也许是因为江水在此调头,冲刷江岸的缘故。对于陌生的地质水文,我还是比较谨慎地只是在江边浸湿身子。也不知是谁,有事没事地起鬨,拽拽我说,游过去,游过去否拉!热血少年,最吃激将法,我随口答道,谁陪我一起游,我就游!说时迟,那时快,未等我的话音落下,只听得扑通一声,那边已经有人往江中去了!我忙不迭扑到水里,赶过去,几十米之后,靠近了,才看出是G。那时已经逐渐接近江心,突然我觉得自己游不动了,不是手脚没有力气划,而是任凭怎样划,不但没有向目的地靠近,反而更远了。真见鬼!难道我就要这样淌到老挝去?也许我该死了?虽然想到了死,但是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你知道当时我想到了谁?我想到了普希金。虽然全世界都为他惋惜,他却就是赌一口气,从从容容地走了,真是伟大的普希金。这样一想,反而冷静了,有对策了,大不了冲过城子这道湾,到曼安地界再说。于是就不再拼命求快,一边不紧不慢地向对岸划去,一边搜寻G的身影。嘿!他居然已经站定在水里,我怎么这么傻!我也竖起身子,站住了。其实此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主河道,我脚下踩的,在旱季时是应该高于水面的滩地,雨季水大,淹掉了。尽管江水在平缓的滩地上还是比较急,却只到大腿深了!也许是G比我熟悉水情,也许G的水性本来就比我好,他站在我的上游大约一百米处。好了,没事了,回去吧!我徒步在深过膝盖的水中,向上游走去,直到留足提前量,才再次扑进刚才几乎威胁我性命的江水。有了刚才的经验,回程可以说是“胜似闲庭信步”。只是耽误了很多时间。
那天晚上好像还要学习什么。等我赶到会场,M已经在主持讨论,她肯定已经听说刚才的故事,以惯有的爽朗的笑声来迎接我的迟到,不知是嘲讽还是安慰,反正我是当补药吃了。别人也许不会知道,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怕死,临危不乱。这种心理素质陪伴了我此后的几十年,得益匪浅。人家说,死过一次的人,什么都不怕,确实是真的。
再次见到G已经是2006年,在加拿大回来的L宴请一些插队老朋友的餐会上。我倒忘了问他,还记得咱俩在城子横度啰唆江不?
隐于市井 - 2008-12-14 5:58:00
我放过牛。在热带雨林里放水牛,一个人照管着大大小小二十多头呢。西双版纳地多人少,一般人的活动范围都是在村寨周围,因而离开村寨越远,草长得越好,牛就能吃饱长膘。一般要把牛赶到七、八里地之外去觅食,单程两个多小时呢。
走的路当然不会是公路,也不是乡间小路,甚至于还不及马帮路。什么是马帮路”?你看过《山间铃响马帮来》吗?早年山间村寨的货运交通,全靠马帮。几十匹甚至上百匹马,或者黄牛,驼着货物,一长溜排开,蜿蜒于山间,它们踩出来的路,忽攀陡坡,忽临悬崖,只有身强力壮的汉子才能跟得上。那么,放牛的路,还要更难走,除了地势艰险,还要加上杂草众生。在没有大树的地方,也就是经历刀耕火种之后又抛荒的地方,往往长满了“飞机草”,虽说草本,茎干很硬,擦肩而过的话足以把穿过两年的衣服撕成条条,叫它“飞机草”,据说是因为当年日本鬼子为了破坏我们中华大后方的农作物,用飞机播种的杂草。牛从草丛里钻过去,放牛的要跟进。晴天还好,找到了牛爱吃的草,就可以躺在山头上,仰望蓝天,闻着草根的气息,让思绪随着白云飘呀飘,做上三、四个小时的白日梦。雨天可就遭罪了,披着巴蕉叶,嗦嗦发抖。来去的路上行走更难,一脚深一脚浅,跟在牛群后面。牛踩过后,烂泥足以没到膝盖,趴下几次,滚一身泥巴在所难免。要是傍晚回来,一数,发现少一只牛,还得连夜找回来,不然可能被虎豹吃掉的。有两次我雨夜找牛,回到寨子已过子时。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雨衣、胶鞋已经属于淘汰的日用品。可是那个时候,是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品。那个地方有钱买不到东西,何况没钱。巴蕉叶是常披的,打赤脚是习惯的,说来现在的你不会相信,那时候的我,脚底的硓荐厚得,割开三、四毫米不见血!
后来回城之后每天洗脚都搓下一层老硍,搓了三四个月才搓出一双城里人的脚。
信不信由你,牛还爱吃咸的。每当农忙,没有时间带着牛出去吃青草,就喂稻草,在稻草上泼一瓢盐水,牛还吃得真带劲。有时候遇上商店里盐巴脱销,就在稻草上撒一泡尿,牛照样喜欢。由于寨子里牛多,每到犁田耕地的季节,牛也分班干活,干一天歇一天,那是中原地带的牛们无法企及的。有时候我自己去犁田,使了一天牛,收工总忘不了去给它加点带咸味的草料。
我放牛是拿劳动力全额工分的,没有人监督,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偷懒呢?其实对牛倌也有考核办法。常年可以看看牛是不是长膘。临时放一天呢?吃饱的牛腰围两边是鼓鼓的,那里据说是胃。傍晚回来,要是那块地方还是瘪瘪的,就是牛倌偷懒了。
自从放了几个月牛,也就对这些畜生有了感情。知青们对版纳杀牛场面都津津乐道,唯我例外,不忍参与,也不忍议论……
很久了,都快四十年了。再怎么艰辛,过去了的,在回忆中就是一种浪漫。
隐于市井 - 2009-1-9 5:48:00
窗外是熟悉的街道、陌生的商店和触摸不着的空气。锦江饭店十三层楼还是那么气派、稳重,只是在花园饭店和新锦江的挟持下不再雄伟;恒隆广场似乎近在咫尺,据说是浦西最高,外墙两道弧形,头上还戴着帽子,就是与众不同;远处那个在建的,环球金融中心,据说想要压过台北的101呢(假如不计天线的话)!
自打乡下出来,已经实足八年了。
说是“乡下”,那是依了上海人的口气。上海人原本把中山路环线以外的地方都叫做乡下,哪怕你来自北京或是南京。近年来上海人自己往城外搬了,乡下的地域概念也就往外挪了一些。
我先前在内地一个小城郊外的大型国有企业上班,大厂小社会嘛,生老病死的服务,啥都有,一辈子不出厂区也可以活的挺滋润。要说生活条件,决不会比八十年代之前的上海“下只角”差,比如三房一厅煤卫独用等等。没想到,一个“减员增效”的口号,就给我们这些个元老放了长假。
临别,厂长设宴为我们十几位“老干部”送行。还准备了礼品:塑料旅行箱、电火锅、折叠伞等等,竟然都是适用于旅行的。席上还说:“你们都是有能力的,虽说离岗修养了,今后路还长……明天派个车,去九华山,玩一玩,求个签。”
“求签?”我不知趣地接过话茬,“共产党员也信这个?”
“怎么不信?”厂长白了一眼,没好气地说。“毛主席每次打大仗前都要求签的!”
哦,原来我们也是到了人生的转折,面临大决战。
不知是不是喝高了,晕晕的,党章的条文在我头脑中模糊起来。
九华山去过好多次了。这回与之前相比,看到抽签、解签的多了,凡是布施的,还可以在石碑上留名,无非赚钱的伎俩,与佛主本意向去甚远。我这个人一贯不在乎留名,也不相信“保佑”。只是出于从众心理,就去抽了一签,却是上上签。欣喜之余,化了十元钱去解签,那和尚说了洋洋一大套,我也没记住,只记得叫往东去,有贵人相助云云。于是放弃了有些根基的北京;排除了似曾相识的深圳,来到东边,保有童年记忆的上海……
找一辆熟识的卡车捎着,半夜打西边进城,不敢直闯市中心,就在漕河泾找一间民房住下。隔天也就在漕河泾,撞进一爿大兴的中美合资公司谋得了第一份劳务合同。
我自己都未曾料想,居然以资料管理员作为自由职业生涯的开始,几个月后阴错阳差升任总经理助理,接着调任董事长秘书。无奈老农民早起早睡惯了;而董事长却是不到凌晨不睡,不过晌午不起。生物钟相差太多,陪着熬夜太累,做了一年实在吃不消,就辞职了。
中间曾在一家民营企业短暂做过几个星期。只记得有一天在饭局上,老板左手搭着女秘书,右手握着筷子比划,数落着比我大几岁的一位同事,老五届大学生,从飞机制造厂出来的机械工程师。那个场面,如今想起来仍旧寒心。饭后回到宿舍,那位同事未及结帐就已经离开。第二天我递上辞呈,尽管老板留了我三天,然而我去意已决,前车之鉴嘛……
事有凑巧,世界也就那么小。在老板面前诬告那位机械工程师的来自盐城的年轻人,居然在一年之后撞到我的手上来应试。我满脸堆笑地迎接他,十几分钟扯家常,没说一句正经业务,就连套话“回头再联系”也没说,满脸堆笑地送他出门。
后来相对稳定地在一家挂着太阳旗的工厂做了好长时间。日本人开口就需要“哈一”,让人感觉很不爽。好在我学过英语,在英语里的招呼用语“hi”,发音同“哈一”差不多,于是我就说“hi”。日本人还喜欢90o鞠躬,咱没这习惯,亏得有一位同事(据说乃晏子后人)就告诉鬼子道:“咱中国人对尊敬的人示意,是先抬头后低头。”于是我们大家见到鬼子就下巴一翘:“hi”。总算在心理上求得一丝丝自慰。后来台巴子把股份买了下来,我总算从管道保温的杂务工升任电气组长、设备课长。我取代了日籍管理人员,却只获得他二十抑或三十分之一的薪水,为什么?无庸赘述,各位看官心里都明白。
同事(部下)们都是各地来打工的,这些年来我的最大收获是得以有机会剖析打工者的心态,那是在国企做了大半辈子的人原先所无法想象的。人生大舞台么,在这里我重新认识了社会,好像在读一部小说,一部“在人间”……
再往后我适应了“双向选择”。把自己挂到网上,几经转折,这回又踏进了外资企业,地处市中心的商务楼。屈指算来,从郊外到城里这二十几公里路我走了八年,累不累!
鸟瞰脚下,昔日“小香港”和锦江小礼堂依然优雅;国泰电影院与古今内衣店还是面对面;市体育馆哪儿去了?在里面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反身扣篮,大概是1968年的南斯拉夫男篮来访;第二食品商店呢?六十年代常替外婆来此买东西,如今已是建设工地——一旦高楼拔地而起,就不再是平民消费的地方了。
每天准点按手印,来不得半分钟迟到。一天到晚局限在四平方的框子里,没有体力活,也无需敏捷的思维,呆板地审查CAD,实在脑筋憋住了,也只能绕着办公室走道转一圈(一层楼面就是一个大办公室)。同事,上级下级都比我年轻。小伙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姑娘们坦胸翘臀露脐。这是我待的地方吗?我属于这里吗?如果说不,那么我的归宿究竟在哪里呢?
于是我想起“围城”,城外的想进来,城里的想出去。
隐于市井 - 2009-1-22 18:04:00
推拿、按摩一类的保健手法,中国古已有之。而我最早对此的认知,是在乡下的时候。认识过一个年轻的医生,上海中医学校毕业的,祖上好像也是干这一行的,手上有些功夫。中学时代他还是上海市古典式摔跤队的,膂力过人。县太爷时常会派个吉普车来把他接去,据说是揉揉脖子敲敲背什么的。乡里人们都看他是个通天人物呢。我们那时候年轻力壮,浑身使不完的劲,难以想象让人捏捏拽拽的会有什么舒服,尽管关系不错,没让他服务过。曾听他夸夸其谈,踩在人背上,脚趾脚跟都能点穴治病什么的,只当天方夜谭,看那百十多斤,还不把人踏伤掉。
记得社会上服务业的按摩好像是从八十年代的洗头房开始的。后来发展到洗脚按摩、发展到桑拿按摩。我第一次领教踩背,可以说是正宗的泰式按摩。
那年在台湾,由网路上得知,泰国某某旅行社要来台北宣传,周末在国际展览馆不仅有风光片展播、咨询详解,还有泰国来的按摩师为观光客义务服务,但是重在演示,每人享受二十分钟为限……
我生性喜欢尝鲜,口袋里却没钱,有免费开眼界的事情当然不放过。周末早早赶到国际展览馆,挤在一大堆台湾人中间,那些台湾人显然比我有钱,但也同样好奇,同样想贪便宜。主持人是台湾本地的,一眼就看出我与众不同,不知是我气宇不凡还是我奇装异服。他把我请到前面,叽里呱啦说了一通日本话,我一句也没听懂。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把中国大陆人叫中国人,他们自称台湾人)。也没扫他的兴,还是那么热情,那时候大陆游客很少呢。应着他一声召唤,那一排四个小女子中的一个便请我过去,趴下。毕竟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演示,只消脱去鞋子、外套,解松裤腰带就行。那小女子皮肤黝黑,瘦小而精神,穿着类似柔道服那样松松垮垮的外套,但是质地好像很轻柔。一开始她先坐在我的屁股上,用手掌在我背上推,不多一会,她就站起来,手脚并用。她的手主要用来扳我的四肢和身体,脚趾、脚掌或脚跟配合着在我背上揉踩。旁边也没有可供她保持平衡的栏杆,所以双脚几乎不同时站在我身上。那脚趾的功夫确实了得,到那时我才明白,原来背上还有那么多处酸痛点。二十分钟下来,意犹未尽,那主持人说到:感觉怎么样?很好,是不是?在这里只是演示,服务时间最佳应当是一个小时……
近年来大陆流行的泰式按摩似乎风格有异,大部分功夫是由手来完成的,想必是因为手比较灵巧,学得快些。操作的时候故意时不时触及敏感部位,意在事半功倍吧;踩背的时候,按摩师全身的重量压上来,手扶着上方的栏杆,脚趾、脚跟的点穴效果不那么明显,不敢恭维,显然花架子。日前网上有报道,还有把客人肋骨踩断的呢!
近日里我却享受着另一种踩背,亦是其乐无穷。
外孙女两岁多了,喜欢爬高落低。每当我在床上仰卧,她便会要我搀着,从我大腿走到额头,真是逼着我练硬功夫啊。每每她在我肚子上行走,我气都不敢喘。一日,我灵机一动,俯卧,让她自己扶着床头在我背上折腾。这不,她可以从我的小腿肚走到我的肩膀,照样练她的平衡功夫,我则享受着放松解乏。两全其美!
隐于市井 - 2009-1-23 12:45:00
我喜欢吃鱼吗?依眼下的饮食时尚,爱吃鱼而优于爱吃肉者,比比皆是。我明确认识到自己爱吃鱼,还是大学的一个女同学告诉我的。她来自丹东,她说,我要是到他们那里去,就做鸭绿江的鱼给我吃。黑龙江有大马哈鱼我是知道的,却没听说鸭绿江产什么鱼,后来终究也没去成。
记得小的时候我不会吐鱼刺,所以只吃鲫鱼的肚子、唐鲤鱼的脸蛋和拷籽鱼的尾巴。学会吐鱼刺还是在西双版纳的事。时常一连几个星期不沾荤腥,赶上炸鱼(把炸药包往河湾里扔,小鱼炸死,大鱼振晕,一次可以捞上百斤),整脸盆的水煮鱼往上端,自然就会狼吞虎咽了。不记得是不是给鱼刺扎过,也不记得吃过些什么品种的鱼。在安徽农村我养过鱼。只养鲢鱼、胖头和草鱼。这三种鱼吃口差一些,但是好养,不讲究食料,可以在同一口塘里和平共处。那时候乡下还没有人养鲫鱼、鳜鱼和青鱼,那些鱼吃荤的,会把别的小鱼苗吃掉,要是没有好的食料喂,还不肯长。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渐渐识得几种鱼。
刚结婚那会儿,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的闲暇很多,便主动担待起买菜做饭的每日功课。那时候安徽人一般不喜吃鱼,鳜鱼与肉价相当,鲫鱼、白水鱼(就是太湖那种)只有猪肉的一半价钱。于是我们家经常吃鱼。出于对妻的宠爱,我总是先把鱼头吃了(鳜鱼头最没什么好吃的),鱼尾吃了,好好的中间段留给她。渐渐的,她体会到了,也开始先吃鱼头,结果往往是两个人对着剩下的中间段相视而笑。这个习惯延续了很久,以至于女儿看样学样,从小就会啃鱼头,据我观察,80后会啃鱼头的还真不多呢!
在日本、台湾那会儿,常吃生鱼片。我倒并不以为生鱼片有多好吃,只是因为无需烹调,相对便宜。那里的生鱼片都是24小时之内的新鲜深海鱼,隔夜鱼是万万不给生吃的。没想到随着日本料理流入中国,生鱼片在大陆也流行起来。尽管流行,却把人家“24小时之内”这一行规抛到九霄云外了。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一般餐馆端上来的生鱼片都是放在一盘子碎冰块的上面,芥末配得足够。其实就是因为那鱼不新鲜的缘故。不信,你什么时候把生鱼片夹到另外盆子放着,渐暖到室温,不蘸芥末,细细品味,嘿嘿,腥臭!
中餐传统吃生鱼也是有的,叫“鱼生”。流行在一南一北,广东和黑龙江。吃的多为河鱼。于是就有问题了。广东人口稠密,池塘难免污染,于是肝吸虫流行。黑龙江似乎好一点,但是店家食客能不能严守“冷水鱼”这一日渐枯竭的品种?浅塘死水的鱼可千万不能生吃。近年来还有吃“醉虾”的,把活的河虾洗净,用醋、酒一闷,味道似乎不错,会不会带来寄生虫可就难说了。
也有人只吃死鱼的。那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自幼吃素,后来身体欠佳,医生建议补充动物蛋白,便渐渐由牛奶鸡蛋而鱼类。他坚持把鱼养在澡盆里,待它死透了才烹吃。不违背佛家不杀生的戒律。
隐于市井 - 2009-1-25 7:14:00
    自从“吃”从节日气氛中淡出,我对长假的概念就是朋友聚会。要说出外旅游,没兴趣去人挤人;要说登门拜年,我历来就是不喜欢。然而年三十和初一是没有聚会的,长久以来我都会自告奋勇去上班。今年初一排了我值班,年三十还非要我休息不可。于是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只好与电脑做伴。外孙女出世以后,老伴就移情别恋,丢下我去整天围着小家伙转了。虽然女儿也叫我住过去,可我还是觉得在自己的窝里自在。今儿是大年夜,还是得过去,吃一顿四二一合伙的年夜饭。
1957年。
家里人同往年一样忙碌,包蛋饺、磨糯米粉、做豆沙……我看着黄澄澄的蛋饺好嘴馋,忍不住趁人不备拿一个放进嘴里,却不料那里边的肉是生的,不好吃。我转身来到阳台,眺望对面15号三楼的窗口,看见人影一闪,就赶紧招手。那扇窗打开了,阿三探出半个身子,指指她自己又指指我,做了一个类似飞吻的手势,就关窗进去了。我赶紧到楼梯口,把门打开,一会儿阿三如约而至。玩什么呢?我俩商量着,放炮仗吧。虽然压岁钱还没有发放,我口袋里还是有几角存款的。于是我俩走甲字13号旁边的小门,穿过北仁智里,到武昌路的烟纸店去花二角钱买了一小挂小炮仗。这一挂有差不多一百个,虽然难免有几个是坏的。要是拆零卖,每分钱可以买三个,保证好的。那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口袋里往往只有几分零花钱。点炮仗的线香要一分钱一根,我一般不买,总到佛龛上去拔半截香。我俩把一挂炮仗拆开,一个一个轮流点放,一会儿插在土里,一会儿插在门缝里……其乐无穷。

1977
    已经正式恋爱了。但是不想到丈母娘家吃年夜饭。于是就选择上班。那是个福利的年代。食堂里为单身职工提供的年夜饭只要五元一桌,还供给啤酒呢!我在岗位上,不能喝酒,食堂送来的饭菜几大盆,随意取用,只收五角。那时候我们平时在食堂就餐,每顿花费在三到五角之间。结果我装了满满两饭盒菜,吃了两三天。
1997
    女儿高三。这几年,家里的一切都以女儿学业为中心。就咱既没社会背景又没经济实力的人家,只好去同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三口之家的年夜饭并不复杂,饭桌上也是一家人唯一聚在一起交流的时间。两三年来,我同女儿的谈话,都是刻意的引向辅助教学,这三十晚上的题目我就说到了Spring Festivalfestival与中文里“节日”的区别。晚饭后看电视“春晚”,算是偶然给女儿放松一下。
1987
    请了若干由于种种原因而孤单的朋友到家里来乐一乐。我正脱产带薪学习,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读书就是快乐。市场上副食供应已经改善,我要制造一些机会,让妻子显一显伸手。
1970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地处边疆,不论是去内地还是从内地来,都要办理《边疆通行证》,所以不是每一个想回上海过年的同学都可以成行的,再说,对于家庭困难而生产队工分值收入又不高的同学来说,五十多元的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虽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我心里还有些许安慰——父亲从牛棚出来了!我盘算着,初一到食馆去,那里肯定会聚集一伙知青,打听打听,如何突破封锁线,回去,去看看父亲……
隐于市井 - 2009-1-31 9:03:00
    跳槽,如今很时髦。当代社会竞争激烈,一旦工作被炒,自然要找活。“跳槽”便时常提及。然而这个司空见惯的词汇,竟然出于旧上海的妓院行话。原本指嫖客丢弃原来的妓女另结新欢。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中明确解释说:“原指妓女而言,谓其琵琶别抱也。譬以马就饮食,移就别槽耳。后则以言狎客,谓其去此适彼。”古代中国,良家妇女的地位很低,妓女不过玩物而已,花钱买乐的嫖客,个个儿喜新厌旧。嫖客上妓院被比作“吃草”,玩到了“草色衰败”那一天,失去新鲜感“马(嫖客)”自然就得“跳槽”。诸如“调头”、“跳槽”这些旧上海的妓院用语,频繁地出现在清末韩邦庆所著的谴责小说《海上花列传》里,足见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追根究底,这个词汇似乎不雅,然而既然已为大家接受,就那么用吧。说着说着,就想说说我自己的一些记忆。自从上世纪末,本人赎得自由身以来,跳槽十多回。其中有三次,居然是在一周之内完成的,在就业难的今天,是不是令人咂舌?
    那一年夏秋之交,我又一次失业了。原因很简单,先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换了一东家,结果办事作风与新的顶头上司不合拍!于是又翻出积累收藏的种种招聘网址,冲浪其间,一天至少点击几十下,发出几十封电子求职信。依据本人几年来的经验,考虑到外地户口和年近六旬的不利条件,平均七到十封伊妹儿,可能会有一次约谈;平均七到十次约谈,可能会有一次复试,平均七到十次复试,可能会有一次录用;平均七到十次录用机会,可能有一个令我满意而签约。
    那是一个周六,接到一个男声电话:“你愿意从事安全管理工作?明天下午二时到浦东xxxxxx公司面谈。”
    一般HR或者前台小姐,周末是不办公事的,约谈也不会放在周末。果然,这次约我的竟然是某安装公司总经理本人。凭本人近年来进出职场、浏览才市的经验,就我这奔六的年纪,一般要不是GM过问,HR是不屑一顾的。同总经理直接面谈,省却了许多八股框框。当时敲定,周一下午二时,到南桥xxxxxx分公司上班,至于合同么,上班之后再说。
    隔日我如约而至,前台小姐说总经理下午有事,不能过来,已经关照过了,等等。介绍我见过HR,认了办公室、办公桌以及未来同仁。同仁又领我房前屋后转了一圈。办公楼有四层,每层十几个房间,分公司几十号人根本用不完。说是可以提供住宿,也就是在楼上随便挑一间办公室作寝室,但是卫生设备只好公用的了。仓库似乎有一点凌乱,管理并不十分有序。公司隔壁是一家饭店,可以送盒饭,但是同事们多是本地人,几乎都从家里带饭,所谓“吃饭问题好解决”,让我心里有点芥蒂。
    正当我忐忑之时,手机铃声响起。
    “x工吗?看你的简历,对生产线维护很有经验,我们公司离开你家很近的,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看看,这里是xxxx号。”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早半天也好,今天下午我才开始上班,怎么好请假!”
    “还是抽空来看一看,也许这里更适合你。”
    “如果你真的想我来,那就今天晚上!下班后你等我,大概六点半我能到。”
    “好,一言为定,我在厂里等你。一定来哦。”
    下班回家,走那儿绕了一下。到的时候天已擦黑,厂里静悄悄的,门房说,总经理在楼上,等你多时了。嘿!果然又是总经理,不然怎么会求贤若渴呢。
    原来这是一家做文具塑料薄膜的厂,关键设备是一台从德国进口的拉膜机。近日来有一道自动调节辊不灵了,要手动辅助,产品质量便没了保障。虽然此前没有见过这种机器,不过自控就那么一点名堂,凭我三脚猫的手段,想必修好不难。看在离家近的份上,讲好月薪,次日就开始修机器了。谁让南桥那家没有同我赶紧签订合同呢!礼貌起见,给那边前台小姐发了个短信,算是告辞。
    总经理办公室有一个大书橱,一橱英文资料,都是关于拉膜机的,翻阅一天,找到相关章节,算是对这台机器有了基本了解,再一天,带了俩助手东测西量,算是找到了问题所在。
    第三天头上,大概刚过九点,手机又响了:我是xx投资公司,马来西亚独资企业。希望你明天来签约。你要的薪水不高,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将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瞧这口气,一下就把我雷倒。我还第一次听用人单位说我要钱太少的。于是心又动了。这里虽说也还没签合同,可是这两天来的午餐,总经理都没让我去大食堂,而约我同吃小灶,似乎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呢!但是在这里,不过就这样一台要紧的机器,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玩腻,就会失去兴趣的。为了基本的诚信,还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到网上查到了问题备件的供应渠道,写出更换零件步骤要点。然后再同总经理说声再见,走人。也没有要那三天工资,譬如玩了。
    一个星期跳三次,就是这样。这是在市场经济、双向选择的情况下,很好理解的。其结果也就淹没在十几次跳槽中间,没有巨大波澜。还有更值得一说的,那是倒退三十多年,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还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时代,那时候不叫跳槽,叫调工作,制度死板,还非要什么“对调”。我十天调四次,一连串的偶然,集中在我身上发生,影响了我一生。
    且说插队那会儿,好不容易盼来了招工机会,争取上了,满心欢喜。不过,心里也明白,咱根不正、苗不红,属于社会的旁类,有口安稳饭吃就不错,不敢挑精拣肥,不敢奢望吃香的单位吃香的工种。体检、政审之后,我被分到了“县集体”单位,就是那种几十号人的作坊。事有凑巧,有一本地知青,家里在本地大概是有些办法的,分到了“市集体”。要他到百里之外的城里去工作,家庭的势力罩不着他,他胆怯了,只想留在县城。于是我就同他“对调”,对我来说,进城总是比县里好。没有两天,又得到消息,有一分配在地质队的城里知青,想要留在城里,宁愿放弃“全民”,不愿在山头奔波。于是我又站出来了。在我看来,全民所有制的单位总比集体所有制强,两种所有制的比较,是不是留在城里就微不足道了。于是,再一次对调成功,我列入了全民所有制的地质队的名单。嘿,好事还在后头。且说当初体检那会儿,天很冷。我仗着青春年少,只穿一件毛衣,外罩“上海衫”,头戴老头帽(那种安徽乡间老农才戴的粗棉纱织就帽子),你别说不伦不类,确实精神而引人注目。那时同石化厂带工的干部有意攀谈几句,人家就把我记住了。但是名单是县里早就定好的,人家只好表示遗憾。后来石化厂复审招工名单,发现其中有一名不是知青,是征地农民。而厂里早就规定只招知青,于是换人。要换首先从同样是全民单位的地质队里找,我“矫健的体魄”这个时候起了作用,我被选中了,又一次对调成功     
    后来在大型国企一呆就是几十年,见了不少市面,积累不少经验。直到如今还在吃老本。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机缘,一旦抓住了,比凭空努力有效多少倍!
隐于市井 - 2009-5-10 8:20:00

说择业


    自从社会发展到需要分工的时候,择业问题便随之而来。我们小时候大概都被问过,长大了干什么这个问题。幼年的我们,除了崇拜英雄解放军,大概就是一般家庭的权威——父亲的职业。我父亲是个医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是同病人对医生的崇敬的眼神连在一起的,我也曾希望人们会如此看我。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人,尚未成年便被抛向山乡。熬了好多年,好不容易有个招工机会,哪敢挑剔?有些门道的,即使有些回旋余地,也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择”。
    记得我招工进厂那会儿,石化厂还在筹建中,几百号新工人挤在一所闲置的学校里,疲劳而又兴奋,像是一场重大战役胜利之后等着分封。我们几乎都把进入石化厂当作人生道路一大转折,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我本人借助某些机缘而讨巧)。至于之后的旨趣、方向却隐隐约约体现了人各有志。比如,汽车驾驶员很热门,在那个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的年代,乘公事之便捎一点私货很令人羡慕。我嗤之以鼻,不过车夫嘛。机电仪的检修工也颇受青睐,利用那一点手艺可以干私活。我耻笑屁股上挂着工具晃荡的样子!许多人不屑炼油操作工,我却觉得对着控制屏上的仪表,操动塔罐中滚滚油品,足以自豪(后来我们“离休”那会儿,石油炼制专业的最先被外企聘走)。正值无所适从的当口,邂逅一职工医院的女医生,自称家父的学生,主动帮我找门路。她说:“小C(同公社插队女生,似乎还扯得上世交)去电气了,我去帮你说说,也去电气吧。”
    “好吧。”我随口答应一声,实在不好意思不接受人家一番好意,尽管不喜欢“吊儿郎当电工”。不料就此同电气接下不解之缘。
    大厂的电工有十几种,小C做了电机绕线工,整天坐在工作台前,像是在小学生时代那样做手工劳动。我是电气运行工,如愿以偿,面对控制屏的仪表,掌控着整个工厂的供电。
   
我们都很满意自己的职业,却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取向。绕线工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帮哪家修个电扇什么的;运行工除了夸夸其谈,什么手艺都没有。绕线工只消读一本技工教材,然后就是手法熟练,再带徒弟;运行工读完了资料室几百本论著,不管消化多少,记住种种结论,便可以参加省厅会议,与专家教授同桌。现在回想,那就是潜意识的最初体现。
    那时候我喜欢收听VOA,不知不觉中被English 900牵着走了好长一截,接下来是Special English,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有一天,“英明领袖”决策,买它十来个大庆,接着大肆招聘翻译,我凭着无意中捡来的ABC居然高中探花,却只做了两年,没有终身从事。因为国策变了,十来个大庆不买了。
    再后来去上学,糊里糊涂听从一位我所尊敬的长者的劝告,选择了“工业管理”,结果很惨。那是一个培养厂长的专业,谁会好端端把个厂长位子给你?学成后去组织部报到,恰赶上企业“瘦身”,要我们自己去联系用人单位。我找了一个“丙烯腈”筹备处,心想筹建中的新工厂也许发展空间大一些。记得那处长劈头就问我:“你能干什么?”
    “我学的是管理,可以去企管办之类科室;我当过两年翻译,可以去外事,引进技术设备;过去当过电工,也可以搞电气。”
    “那就去电气吧,管理和外事目前人够了。”处长轻描淡写一句,我就成了电气工程师,从此埋头“负序电压”、“高次谐波”、“电场分布”,恶补基础。尽管在当工人的时候,我的动手能力是最差的,但是回过头来同工程师们相比,动手能力又是最强的。何况工人出身,也最容易与工人打成一片,在工厂可谓如鱼得水。赢得了幼年时期就希冀的那种企盼和敬佩的眼神。这一干就干到了二十世纪末。
    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们多觉得学非所用,学了杂七杂八几十门课,只是在人家胡吹的时候多少可以插一嘴而已。我们的专业是无所不知,无一精通。阿Q的我仍以知识广博为荣。说也蹊跷,自打“离休”之后,本世纪以来一直在职场自由闯荡,到了职业生涯的最后年头,居然被人相中,当起了inspector。一个尚属鲜为人知,自然也很少竞争的领域,收入算是创了新高。工作性质属于质量控制范畴,说起来是我当年专业内容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反对“发挥余热”说,确确实实乐此不彼,总算专业对口了,毕业二十多年之后!于是我又想起什么人说的,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
    幼年的梦,在形式上始终没有机会变为现实,因为那是盲目的一厢情愿。然而其本质,希望以自己的分析判断赢得尊重这一点,终于实现了。
隐于市井 - 2009-6-9 15:59:00
那一年的今天,是个阴霾的日子。天还没亮我就出门了,独自一个,昂头挺胸,没有一点留恋的顾盼,走了,不清楚是憧憬还是无奈。
我是六七届的,本来嘛,有将近一半同学可以分配去工矿。那一阵,父亲经过几次折腾,月薪还有二百(再早十年可是八百哦),家道算是不愁温饱的。我并不急着工作,反正日子还能过,区区十八元太微不足道了,很心安理得地接受“待分配”。却不料这边分配方案刚刚实行,那边传来消息,父亲月薪降为四十了。于是吃饭就成了问题,得找出路啊。学校里已经开始向建设兵团送人了。黑龙江要成分好的,咱沾不上边;云南兵团名额很少,挤不进去。那就插队去吧。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怀疑过,能不能养活我自己。实事也证明,路是人走出来的,尤其在那个荒蛮的时代。直到最近才听见有人说,当年她们选择去农场是为了养活自己,我真的惊叹她们早熟的市井味,可是少了一份磨难,自然也就少了一份历练。
我沿着曾经上学的路走去,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今天,学校将是离乡背井的出发地。晨曦随着我的脚步退去,却不见朝阳升起。校园里早已有一辆大客车默默地等着。我无牵无挂,率先上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鼻子对着窗外呼吸,似乎可以减缓压抑的情绪。
眼前煤渣地的操场,经过三年来的作贱,已经不再平整。当初作为校排球队的队员,我每天在此早锻炼,每周还有两次高强度对抗。那时候正赶上大松博文走红,我们也接受了“魔鬼训练”,尽管是大大打了折扣的。我的个子不算很高,弹跳一般,于是鱼跃滚翻成了我的强项……
这辆客车将我们一行三十来人载到虹口体育场。看着这虹口体育场,也是有些感触的,四年前那木看台改成水泥的,有我们每周半天的汗水呢!此刻,在那里几十辆客车排起了长队,蔚为壮观。啊,原来有那么多人同行!当局特意安排的行车路线是:四川路——海宁路——吴淞路——外白渡桥——外滩——南京东路——河南路——天目路——共和新路——澎浦车站。故意让我们再最后看一眼上海,可是我没有什么冲动的感觉。走就走吧,根本就没有想过还要回来!古人云:“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家父十四岁离家闯荡,一辈子也没有回老家几天!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的观念在同龄人中略显异端。

客车上了天目路,街景就陌生了。那一带我很少去,澎浦根本就没到过。到了澎浦车站,感觉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那芦席搭起来的也叫车站?加上初春乍寒,很是凄凉。然而就是这里,我们被指到了那墨绿色的列车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组奇怪的镜头,从电影里得来的印象——犹太人被党卫军连蒙骗带驱赶送往集中营似乎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是待分配身份的两位同学来为我送行了,多少可以免去我在最后时刻时不时冒出来的举目无亲的失落感。相比之下,即将远行的知识青年们几乎都是在亲友簇拥之下。这两位为我送行的,一位割掉半个胃,留在上海,后来成了街道干部;一位经不起动员,去了黑龙江饮龙河农场,十年后回城了。当初要是实在没人送我,我大概会觉得很没面子的。

我去插队落户是为了吃饭,按照马斯洛的说法,是为了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与绝大多数人不同,所以我没有什么悔与不悔的问题,另类么?)。至于选择云南,则是苦涩的浪漫。我读过一本书《南行记》,为艾芜的历险所折服;我看过一部电影《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惊叹其中的奇花异草和珍禽猛兽;我听过一首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优美的3/4拍时时萦绕在脑际。就这样我选中了云南。当然还有,家父参加过滇缅公路的建设,到过瑞丽,到过保山……也不知道算不算踏着父辈的脚印前进。

当列车开动前最后两分钟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整个车站上的人们像是得到了一道命令——哭,齐声嚎啕。那个阵势,那种惨烈,不知那些口口声声豪情壮志的人如何解说,根据我从电影中得来的印象,当年送亲人去当八路是绝对不会哭的。此后类似场面再也未曾亲历。在震耳欲聋的哭声中我微笑着朝二位同学挥挥手,然后掏出香烟……

列车行经杭州的时候,站台上有一群小孩子为我们唱歌跳舞。好天真、好可爱哦!

天色渐晚,忧伤的人们毫无睏意。我可管不了这么多,爬到行李架上,整出个空挡,摆平了酣睡。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觉得有人在拉我的袖子,我以为有谁不服气我睡得舒服,要找茬?正准备挥拳头迎战,突然瞥见全车厢的人都毕恭毕敬的站着,在山呼万岁呢。咋的?九大闭幕了!得,咱下来吧,那个万岁是一定要跟着喊的。得罪不起。

已近深夜,窗外一片漆黑。那时候大概处在金华地界。
隐于市井 - 2009-7-1 7:10:00
英雄的感觉
    腊月的皖中大地,虽然说不上千里冰封,却也料峭冻人。
    进入70年代之后,“变冬闲为冬忙”之类的瞎折腾口号渐渐失去号召力。农人按老规矩休养生息,捂被窝便是劳力们最大的享受。
    自幼不赖床的我,习惯随着太阳而起。那天,正在晨曦中顺着屋后的池塘边散步,欣赏那池塘中间冒起的阵阵雾气。那种雾气,只有中原地带的乡间才有,从未及封冻的水面升起,婀娜多姿,袅袅飘去,同屋脊冒出的炊烟混为一体。烟雾笼罩着村庄,宛如仙境。倘若可以抛开生活的艰辛与前途的未定,眼前的景象是很能找出一些赋诗作画的由头的。
  忽然间听得生产队老队长的声音:“不得了,不得了,涵子漏了,涵子漏了。”
    那种焦急的口气,我还真未曾听到过呢。赶紧走过去,果然,干涸已久的沟渠中碗口粗一缕清水,潺潺而流,看似又添一份诗意。然而生活并不全是诗。在这一带丘陵坡地,那一口口塘,便是一个个小水库。平时盛接着高地上淌下的雨水,在稻田要用水时,放出来灌溉。如今这涵子一漏,不消两天,一塘水淌完,春耕用什么水?
    这口塘百十米方圆,天暖的时候我几乎天天在里洗澡,游上几个来回,偶尔还能扑腾到个把老鳖。我也曾见过农人开涵、塞涵,所谓涵塞也就是临时团一把稻草,再糊些塘泥而已。农人们一般用脚操作,我估计那涵子约莫在水面下一米四、五深处。
    老队长五十多岁了,也没见他下过水,想必是不会水的。周围也不见其他人,看来只有我下了。于是脱了衣服,在老队长期盼的目光的护送下走入水中。这将近零度的水并不让人感觉特别冷(地面上有些地方结着冰呢),一步一步往深处走去。姿势也许像,但心情决不同于八女投江,把涵子堵上不就得了,就像打扑克,能赢则赢,赢不了又怎地!气概也许像,但激情决不同于金训华,自信深谙水性,露一手雕虫小技而已。我用脚趾在水下划着,也不知过了多久,似乎有了感觉,触到了什么。那时候岸上已经聚集了几个女孩,叫嚷着:“踩到了,踩到了!”
    原来那沟渠中的水流变浑了,是被我的脚趾搅浑了。可是我没那技术用脚把涵子塞起来,越是心急还就越是不行。我让老队长做了一个草把子抛给我,然后原地掉头下潜,用手操作!浮上水面透气的时候,只听得岸上有人叫:“水小了,水小了。”
    那时候真叫酣畅,一股成功的喜悦涌上心头。再次下潜,抓些塘泥,把涵子彻底封好了。
    待到步履蹒跚地走上岸来,老队长早已着人端来一托盘酒菜,那几天正有一户人家准备上梁,卤肉烈酒都是现成的。未及端起酒盅,猛然觉得冷了,冷的直抖,生平还从来没有如此抖过。不很大的风吹来,吹着湿漉漉的身体,着实冷。我赶紧用自己的衬衣把身子擦干了,一边承受着大姑娘小媳妇们的注目礼。她们因为要烧锅,起得早,听到队长的吆喝就出来看热闹了,劳力们八成还在被窝躺着呢。我颤抖着,也顾不上吃肉,匆匆喝了三盅酒,抱起衣服就冲进最近的人家穿戴去了。
    这么简简单单一招,也不知怎么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很快赢得了临近乡里农人们的敬意,至少咱城里来的也不是那么娇弱。可是未曾料想好事还在后头,什么学毛选积极分子、学大寨先进分子、优秀团员等等桂冠接踵而至。挡都挡不住。于是我不得不编排一套又一套,诸如当时想到了什么什么,决心为什么什么而如何如何……不一而足。英雄的感觉油然而生。
    实际上呢?当时没有人上,那就只有我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要是有一个年轻的农人在场,我不会硬出头,因为我没有把握能把涵子塞好。凭心而论,整个过程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出水之后的冷,至今心有余悸。最大收获是什么?尝试过腊月下水,原来冬泳也没什么了不起!
    还有,老队长为了奖励我,给我记了两个工。也就是说,那几分钟时间我挣得了平时两天劳动才能挣得的工分。价值多少呢?当年每工价值四角七分,我当一回英雄,直接赚了九角四分。
隐于市井 - 2009-7-29 16:29:00
同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紧密相关的词汇“红卫兵”,时常被人提及,褒贬不一。各人经历不同,处境不同,观点自然不同。我没有当过红卫兵,且凭着所谓人类的道德底线,自然是反红卫兵的,一听说有人把红卫兵同知青划等号,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好像中国出过汉奸,就说中国人都是汉奸一样。
然而,我曾经以一种更为“正统”的方式介入政治运动,那就是工作组。一般老三届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中学毕业时管分配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是去是留全在他们一句话,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是一种。当时原有的行政机构全给砸烂了,总要有人处理日常事务,于是有了工宣队。当官掌权,实在不需要什么才能,政治觉悟、文化水平、道德伦理全然可以不顾,只要有人赏识,有人把权授予你就行。
在“广阔的天地里”我曾经三次被挑选进入工作组,年少的我都是以一种兴奋、好奇、充满幻想的心态投入的。至于做了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没有做坏事,混几个月饭吃罢了。
第一次是下乡不久,根据林彪的指示:“我们的边防,是搞政治边防”,云南边疆有政治边防工作组。我作为刚刚下乡不久的知青,只能跑跑龙套。依稀记得,除了一套一套的空洞大道理,一件最实际的事是禁烟。那可不是像现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那是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我不是运动骨干,没有被派往山区重灾户,体会不是很深。只是奇怪,解放二十年了,怎么还有人种植、吸食毒品呢?民族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懂。
第二次是71年底,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于是有了边疆地区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工作组,这次我是正式成员了。我的组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城里来的机关干部。她把权力都放给我,自己不知在忙些什么,终日不见人影。于是我就直接向再上级汇报,公社军管会的头儿,一个戴着领章帽徽的现役加强连连长。
我们那个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划分成份,于是戏称“土改工作组”,因为中原地带划成分是土改的时候搞的。但是云南边疆,山林辽阔,不存在土地问题,倒是由于过去工商业落后,生产资料诸如锄头、犁铧成了富足的象征。我了解到,从前一柄锄头一天的使用代价,是一个壮劳力的两天工。也就是说,家里如果拥有三四把锄头,就可以吃穿不愁了。那些具体杠杠按下不提。
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可笑。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如今让我来决定谁是贫农,谁是富农。也就是说我有权选择接受谁的教育!这是不是有些像纨绔子弟挑选家庭教师啊。那些日子,我白天在家整理材料,晚上找人谈话,俨然一个钦差。我开始受贿。人们会送一两斤青菜或是四季豆什么的给我,因为我没有种自留地;没有人送鸡或鸡蛋给我,因为我自己养着二三十只鸡。我这个人天生心肠软,不好意思决定某某人应该一辈子受压迫,直到我离开,我也没有拿出初步意见,只是把几百页调查材料往那个军管会主任手上一塞了事。安徽接受我的手续办好了,我就离开云南了。
后来在安徽,参加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那就像是玩真的了。虽然那个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文字表述我已经全然忘却,当时的形势任务还记忆犹新。按照党中央关于农业学大寨的要求,江南要亩产超千斤,江淮之间要超八百斤。我们处于江北,平均亩产却已经超过千斤,为此当时的县委书记还受到华国锋、陈永贵的接见。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生产队,全县还有两个不达千斤的。我就被派往其中一个。我得到的指示很明确:冬季摸清情况,开春接手队长,秋收超过千斤。也就是说,层层上溯,源头在中央呢,怎敢不卖力!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农村生活经验,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的队长是个抗美援朝的老兵,见过些市面,很受乡亲们拥戴。每到农忙时节,这个生产队常常“打平和”(AA制的聚餐会)。米是生产队仓里的,肉(不多,熬点油而已)是公款开支的,各家凑些蔬菜。在那个以吃饱为满足的年代,很得人心。尽管生产队是集体所有制,队里的所有,都属于全体村民。但是在农民意识里,没有装在自家粮仓的,就不是自己的,吃了队里的,就是白吃,一个劳力一餐两斤米饭几下子就扒拉下去了,无与伦比的享受。长此以往,计入生产队实物账的粮食就少了,上报的产量也就少了,交售的任务也就少了,但是农民得到实惠了。不然,他们一年到头也不见得会有一次敞开肚皮吃饭的机会。
这边我正盘算着来年的组阁名单呢,那边来了招工消息。是留下来率领群众战天斗地还是进城去做个普通劳动者?毋庸置疑我选择了后者。就我的本性来说,在农村以正面人物的面貌出现,实在是出于无奈。查我祖宗三代,本来就不是当官的料!
所以,至今我对于那些打着红旗下乡,喊了几句口号就借故离开的“理想主义”分子,多少有些理解。五十步何必笑百步!
若干年后,我由市委抽调作为“安全生产检查组”再次回到县里,县长出面招待的。公事之余,约见年少时的两个伙伴,都已经是局长(国家科级)了。他们很满足于自己的奋斗成果——别说衣食住行不用钱,就是吃喝赌嫖也可以不用钱。薪水是永远放在银行里的。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他们即使不退休也该退居二线了。
隐于市井 - 2009-7-30 10:40:00
自从一头扎进白领中,混了些时日,便觉得不自在起来。那看似光鲜的场景,其实并不适合随便什么人的。说具体点儿吧,整天局限在两三个平方米的格子里,叫我这在广阔天地养成的放荡无忌的天性怎么受得了?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一天到晚像是演戏,也太拘束了。还有,你想吃点什么,可不能在办公桌上用,还得到“Tea Corner”,那是个公共的场所,你自然不会呆得很久;要是来了个熟人什么的,还非得到“Reception Room”去会客,感觉简直同坐牢差不多。
    不过,那一堆看似文雅而稚嫩的80后,谈吐之间也让我长了点见识。据说,时下有一种赚钱方式叫做“守候”,似乎还挺潇洒的,他们说到“守候”都还带着褒扬的神情。一初听来,我挺纳闷。守候也能赚钱?那不就是守株待兔吗?难道说古老的寓言又有了新解不成?我作为长者,自然放不下架子来“不耻下问”,只是悄悄地用心琢磨。渐渐地,多长一个耳朵,总算悟出了一些道道。原来,那“守候”不是中文,是英文词组的缩写——SOHO,写全了是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直译就是家庭办公室、小型办公室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自由职业或自由职业者的意思。SOHO也代表了一种更为自由、开放、弹性的工作方式。我并不是老古板,触网也有十来年了,对于新生事物也是乐闻好见,只是从小循规蹈矩惯了,从来不敢为人之先,只有跟着人家后头走。
    我很相信“心想事成”这句话。只要不是痴人说梦话,现实一点,你敢想,合乎逻辑地想,那么多少有一些会实现的。这不,当初唱着“长大要把农民当”,长大还真当了农民;听人家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混进工人阶级队伍去了;也不知什么人在我耳边咕噜一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于是当干部了;后来年纪大了,想叶落归根,就回上海了;上海好繁华,想进写字楼看看,也就进来了。现在又听说SOHO,据说SOHO是在网上活跃的一群人,他们不隶属于任何公司,却在为各个公司打工;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想何时工作就何时工作;他们就像是倒挂在网上的蝙蝠,独来独往。

SOHO
的起源,大多指那些专门的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平面设计师、工艺品设计人员、艺术家等。而近两年,随着互联网在各个领域的广泛运用及电脑、扫描仪、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在家庭中的普及,SOHO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尝试的一种工作方式。 像我这样,在大工业的技术领域摔打了大半辈子,唯有依赖现代大工业才能展现谋生技能,是不是也可以“守候”一下呢?
    只要想过,就会关心;既然关心,就可能发现;一旦发现,理应抓住;如今抓住机会,还不尝试尝试!成功不成功自当别论。
    别以为咱中国只有农产品、手工业可以赚外国人的钱,真正赚钱的还是大工业。中国的重工业产品在世界上可谓价廉物美,紧俏着呢。一个合同动辄好几千万甚至上亿,不然举世瞩目的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话说回来,那外国人吧,办事忒刻板,特别是那个什么ISO900…出台之后,规矩忒多。到中国订个货,还要规定什么Witness Inspection,译成中文叫做“点检”。也就是那个产品生产到某个阶段,他要到现场看看,是不是每一道关键工序都达到要求,会不会有什么遗留隐患。但是真到要他绕过半个地球,时不时往制造现场跑,他又不乐意了。于是他们会在中国找一些有经验、有资格的“独立第三方”代他跑腿,在规定的日子到制造厂去检查产品质量。我就属于很好的“独立第三方”。经验可以吹的,资格可以编的,说真本事也还有那么一点点,我在学校里的专业是“工业管理”,同工业相关的什么都学,虽然无一深入,曾经懊恼不已,如今却恰到好处。难怪有道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既然决定守候,便把原先在双重鬼子(美籍日本人)那里的工作辞了。开始尝试没有上下班时间,没有办公室的日子。整天守候在家,不时看看邮箱,冷不丁来个伊妹儿,“Can you……”,通常我会进一步要求:“More information please.”随后我会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观察、记录相关事件,最终写出报告,附上出勤时间,算清花费。接下去守候下一个。


SOHO
跟传统上班族最大的不同是不拘地点,时间自由,收入高低由自己来决定。同样也正是因为自由,所以极具挑战性。什么叫挑战性?就是新鲜、好玩罢了。SOHO对于人的素质要求会高些,什么素质?最重要的是自制力,也就是说你自己能否在时间上管理把握好自己。其次,是由于SOHO每个月没有一笔固定的薪水,收入结构会改变,所以如何管理好你的钱袋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SOHO族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别。免掉了因上下班交通拥剂而浪费时间,远离了办公室的人事纠纷,从事着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我想,我们常见的炒股票、做期货大概也可以算在SOHO之列。不过,人人可以入的门,赚起来不那么容易。
在我做的业务里风险也是有的,虽然损失不会很大。比如四川那场地震,把我预定五天的工作量在刚做到半天的时候就打断了,结果工资结算上也就少了近2000RMB
    听说,国际上这一群落的人数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办公自动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分工的细化将会导致为数众多的SOHO人的出现;另一方面,SOHO群的存在,也是在客观上缓解了就业压力这一越来越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如何将这一群落有意识地纳入社会分工体系,并从身份、立法、税收和保障等方面予以确认、规范和保护,那是社会学家研究的课题了。

SOHO
没有特殊的限制,也不是专指计算机行业的人士,凡是在家工作、小额创业、个人工作室、自由工作者等传统办公室以外发生的工作方式,都可以叫SOHO族。从专业人士到市井小民,都有可能自成单位,自力更生。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SOHO族,脱离了组织的庇荫自立门户,将会遇到意想不到的艰难与挑战,必须具备坚强的性格哦。特别是揽不到活计的时候,可要耐住性子,不然怎么叫“守候”呢。
隐于市井 - 2009-8-13 6:23:00
说起逃票,是知青的总有感触,估摸着三分之一人的有过实践经验;三分之一的人曾经目睹;三分之一的人曾经耳闻。近来见著回忆文章的也不少,然而我今天说的,不是遥远的四十年前,而是最近这几天的事。
日前,老伴从乡下来。发短信告知列车车次、车厢、座号。我自然得去接站。那是晚上十点多了,到火车站摸索好一会,才知道站台票取消了,不让进站接人了。那如何是好!老伴不仅带着三岁的外孙女,还有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就算是招呼红帽子吧,由候车室里上车好找,由站台出站那乱哄哄的还真不知哪儿去找呢。我从电子告示牌上得知,那列车将停在10号站台。要想从原来凭站台票进站的出口处进站显然行不通,那就走正常的检票口。现在提倡和谐,检票口都是很松的,随便跟上一趟队伍,顺溜就进站了,然后找10号站台,然后发短消息报到。至于出站验票,人家检票员看我又是行李又是小孩的,不忍心让我再腾出一个手来摸车票,就免检了。于是逃过了一张站台票。
上个周末,下班回家。买了一张时间最近的车票,约莫是五点的。离开车还有半小时,匆匆忙忙买了一包肯德基,赶到候车室,找个坐处匆匆啃着。这边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那边广播:xxxx次车因故误点,改到548分由本站发车。哇!我要在这里再待上几乎一个小时?早知道的话,我从从容容享受一顿晚餐也好啊。我正生着窝囊气呢,那边又在广播:xxx次车现在开始检票。这是一趟比我原本买的那次晚十来分钟的列车,它倒是准点。为了避免周末团聚白白损失一个小时,我决定跟上、进站。走过检票口,居然被那检票员发现了,我朝她笑笑:帮帮忙,周末急着回家,就当我买了站票好了。乘她惊异之际,我混入人群,进站了。在天桥上走着,忽然发现与此同时,有一列动车几乎同时到达,如果搭乘动车,可以早半个小时到上海呢。一不做二不休,我立即改辙混入动车队伍。由于动车现在也发售少数站票,我一路平安抵达。出站的时候,正好是我原来那班车假如准点到达的时刻。
在我回上海的时候,同时买了返程票,打算乘周一早上的动车离开上海。周一早上我准时登车,找到座位,按习惯,准备打个盹。嘿,有人拍拍我的肩:你是这个座位吗?我掏出车票,与他对起来,同样的车次,同样的车厢,同样的座号。我正纳闷呢,他说,你那车票是昨天的!啊,是啊,我居然没有注意我自己买的车票的时间,老花眼就是不灵便。只好起身让座。下车是万万不行的,必然会耽误白天工作。傻傻站着也不行,人们都在陆续找座位。于是我就去找饮用水,泡茶,靠在一边喝几口。等着列车开动,找一个空处坐下。列车员开始查票了。现在提倡和谐,查票不叫查票,叫做送矿泉水。一边要你拿出车票给她打个勾,一边发一瓶“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我硬着头皮递上我那过期的车票,列车员一如既往,打勾,送水!过关了。至于到站出站,人家不很在乎这么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
三次逃票实在出于无奈,同四十年前相比,钱的问题已经退居其次。操作过程中的镇静与皮厚,却依然如故。于是我想起,有人说十四五岁前的记忆是镌刻的;我要说,十八岁的经验,一辈子都受用。
隐于市井 - 2009-10-3 6:33:00
终于,打零工挣得足够多的零花钱,可以比较自在地支配了。于是我加入了美格菲健身俱乐部,趁自己还没有老到胳膊腿都不灵便,也时尚一把,潇洒一回。同时也丢弃了自己的口头禅:“有钱人买健身卡,没钱就把车子踏。”我惯常好骑自行车,当友人问我累不累,我常常以此自嘲。如今健身房,除了健美器械、跑步机和桑拿之外,还有乒乓、体操、游泳等等。最让我钟情的却还是游泳。
在我们小的时候,游泳是一项奢侈的运动。游泳池按钟点卖票,大概每小时一角到一角五分,相当于一餐饭的价格。在那个恩格尔系数超过70%的年代,可谓价格不菲。那时候的河浜其实不很脏,但那是野小鬼撒欢的地方,我等乖小囝不敢越雷池半步。一些重点小学的学生,有机会受到业余体校的眷顾,接受正规训练。我等民办小学学生自然无缘,只有羡慕。
直到小学毕业那年暑假,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二元零花钱。于是就在那年夏天,在如同澡堂子一般拥挤的游泳池里扑通了十来次,也就是十来个小时的总时数吧,在邻家哥哥野路子的指点下,终于能够横渡直渡以至于来回游泳池了。
识水性应该说是下乡之后的事。我们寨子前面有一条罗嗦江,大概百十米宽吧。每天在河边洗澡戏水,渐渐的,后来可以从这边到对岸的西双版纳植物园游上十几个来回。凉爽的耐力运动似乎可以忘却疲劳,忘却烦恼,人生的惬意似乎只在那一刻。这种惬意后来在安徽的牯牛背水库也享受过,体会闲庭信步,欣赏高峡出平湖。再后来就没有了。
印象最深的是横渡长江。那是1976年夏天,说是为了纪念他老人家横渡长江10周年,要搞一次群众运动。那个场面可真够大的。据说从长江口的崇明岛一直上溯到四川宜宾,几百万人一起跃入水中。长江航运也为此统一停止几个小时呢。那时候我在安庆当工人,能够暂时脱产去玩水,何乐而不为!参加游泳队的考核很简单,跳下水库二十分钟不上来就算过关,像我这种山寨出身,在正规泳池也许速度跟不上,把我撂在水里泡一两个小时不上岸绝对不在话下。到了渡江那天,其实真正下水也就一会儿。组织者出于安全考虑,说是由岸边下水地形复杂,先乘船离岸,结果一直驶过了江中心的主流,才让下水。也不知游了几分钟,船上又在吆喝:“任务完成,上船返航!”。从此我知道,群众场面多有作假的。只是不晓得他老人家当年在水里浸了多长时间,划了几里水路。
后来,下水的机会少了。到过大连、青岛、普陀山,沙滩戏水,一阵嘻嘻哈哈而已。就是近年来上海的热带风暴、三甲港,也没有当年大自然中的畅快。
健身房的泳池不大,10米宽25米长,分作四条泳道。一般在池人数不到十个,不会相互干扰。水温恒定28 C°。水质在我看来是干净到了极点。荡漾在水中,看看窗外婆娑树影,似乎有点富贵的感觉。有一点我觉得奇怪,泳池里不论男女,大腹便便的不在少数。既然是花钱买健康,为什么那一点赘肉就去不掉?难道游泳的运动量比不上长跑?我在上海植物园的步道上慢跑,很少见到肚腩肥厚的。思来想去,或许是因为在跑步的时候,一般不会停下,假如你时不时停下,必然会找来诧异的眼光,怪不好意思的;游泳就不同了,游上二十五米就停下来站一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于是运动量就打折了。我注意到了,那我这样一次下水就是两个小时的人很少,我不懂为什么那些人在水里只待那么一会儿,但是我每次游泳之后的饥饿感相信是一种回归健康的好兆头,至少有利于去除我的脂肪肝。
想游泳,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多好啊。又一个少年时代的梦想成真了。我看这未必归功于什么人的政策或是自我如何努力,人类社会本来就应该进步。不然怎么叫21世纪呢。
隐于市井 - 2009-12-12 20:51:00

那还是1970年,插队落户的时候。往来于云南上海之间,我喜欢坐慢车,一则票价便宜(一种错觉),二则一路停停靠靠,万里之行,赏尽风土人情。那时候年轻,不知疲倦,只知省钱,每每在火车站或者火车上过夜,省下几个角子,贡献给为数不多的旅游景点。


那时候孤陋寡闻,一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要走到街头打听才知道。这天先去七星岩,是因为在哪篇文章上读到过的,回头在解放路桥上看着清清的漓江水,盘算着然后去哪里。只见一个女孩,提着个篮子,闲散地走来。那种闲散的神情,鼓励我迎上前去:


“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那个年代,无需“请问”,无需称为“小姐”或“美女”。


“阳朔去过吗?那一路风景可好啦!”


“怎么走法?”


“瞧,那边就是码头,每天早上六点有船去阳朔。”


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去,果然有两条小船停在那里。其实,去阳朔的码头也正是我要打听的,关于阳朔,刚才在七星岩已经听说了许多。


“那是明天去了,那么现在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走呢?”


“嗯,那就去伏波山吧,那边,是个公园,离我家不远。”


于是就随她一路走去。她中学毕业后在家没事,帮着做些家务。那时候我走南闯北的经历还不多,南腔北调还不能很快适应,两人各自用乡音很重的普通话交谈着。


送我到公园门口,她做告辞状。


“一起进去走走好吗?”我谈兴正浓,还不想分手。


她抬眼看了看我,没说话。我赶紧说:“你等着,我去买票。”


门票不过五分一角,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分量,不亚于现在几十元吧。伏波山的山腹有个还珠洞,古时只有临江的一面有洞口,要坐船方能进入,后来人们在西面和南面开了两个口,这才可以从陆地步行入洞。洞高五六米,宽
七八米,长约百余米。该洞名为还珠源于几个传说,说法不一,其中一个是讲述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交趾国得胜班师回朝,用船运载买来的薏苡回中原作为药用,有人诬告他运的是从合浦搜刮来的珍珠,于是他就当众把薏苡倒入了伏波潭里,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让这些所谓的“珍珠”流还合浦。


还珠洞内的濒江处,有一下垂的石柱,上大下小,如莲萼倒挂,下端离地仅有寸许,传说是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试剑的地方。剑是横砍而不是直劈,奇哉。


从伏波山出来,她就回家了。没问她姓名,只留下一段记忆。


以至于多年后,我重游桂林,别处不打紧,试剑石还是要再去摸一下的。


第二天,乘交通船去阳朔。那时候旅游尚不成为“业”,自然没有游船。那交通船平底,没有动力,由小火轮牵引着,配备两名撑篙调整方向的船工。船舱里没有固定座位,散放着一些小板凳。我拿一只到甲板上去座,听热心的本地人充当义务导游。始终没有参透的是那九马画山。民谣说:“看马郎,看马郎,问你神马几多双?看出七匹中榜眼,能看九匹状元郎。”于是乎,本人注定不成大事。


阳朔有个没开发的山洞,忘了叫什么,很深很冷。跟着有手电筒的人(记得是攀枝花钢铁厂探亲路过的工人)一起走进去几百米,冷得直哆嗦,只好退出来。刘三姐唱歌的大榕树,山洞都留下些印象。那棵大榕树要是放在西双版纳就不会吸引人,在阳朔乡下,一片开阔地上就这么一棵大树,自然引人瞩目。


阳朔农民家的柿子随便吃,不要钱,只要自己去树上摘就是了,你要是不摘,它就自己掉到地上烂掉了。我看见供销合作社的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停止收购柿子”。


许多年之后,我在作设备供货厂家调查的时候,从企业名录上发现桂林电容器厂和柳州开关厂,便并作一路,重游桂林。这次桂林给我印象最深的,又是一个女孩。我从火车站出来,她就看准了,迎上来说帮我找旅馆。她找的旅馆便宜、干净,只是不在街面,在小巷,所谓市口不好。我跟她去了,她从柜台上拿了一二元佣金。然后又向我推销去阳朔的旅游船票和种种景点门票,比市价便宜一二成。还约我第二天一早换一家更合适的旅馆,其实是让她再拿一次佣金。一点欺诈也没有,她靠信息赚钱,我也得了便宜,大概算是双赢吧。


第二次到阳朔大概是90年,西街还没有外国人,月亮山、石马还同从前一样,人造景点尚未充斥。我公务在身,没有在阳朔久留,当晚乘汽车赶回桂林。

隐于市井 - 2010-4-23 4:48:00
大概是零二年吧,经过三年的折腾,已经基本解决了在上海的吃住问题,活得比较舒心了,开始有一些闲心去寻访故友。
一个比较热的傍晚,下班回到家里,妻子说,刚才有电话找你,说是你同学,等一会再打来。
“他叫什么?”我有点按捺不住激动,中学同学几乎都联系上了,小学同学已经见过三个,线索正在延伸。
“一个女的,没说叫什么,也没说中学还是小学。只说一会儿再打来。”
于是我吃饭、上网,一边等待。
终于电话铃响了。
“×××对吗,我是你同学!你在家啊,什么时候见见面。”
“嗯,你是……”对方的热情口吻,实在叫我吃惊。毕竟四五十年没见,而且小时候男女生之间交往并不很密切。
“我是×××(很含糊,好像姓王,叫什么娟)啊,忘记啦?她们几个都很想你的。”这话说得我有点轻飘飘了。她们几个?谁呀,上个星期我是敲了好几家的门,没有见到一个,只是在他们的父母或者邻居那里留下了字条。她们?难道已经相互通气?电话那头又是谁呢,怎么想不起来?
我们小学入学的时候是四个班,也许教学质量不高,后来有些同学留级了,并成三个班,后来又并成两个班。对于一年级一班的,我几乎都叫得出名字,因为不但同学,还是街坊。六年级一班的就记不全了,好些是隔壁弄堂的。也许电话那头的她是隔壁弄堂的,但是隔壁弄堂的交情更浅,怎么会如此热情呢!尽管迷茫,那脆脆的女声还是叫我受宠若惊。
“现在有空吗?现在出来,我等你。”她豪爽得难以置信。
“你在哪里?”
“虹口。”那倒不错,我的老家是在虹口。
“太远了,我在植物园呢。另外约个时间吧”这时候已经7点,天渐黑。从我家到虹口要两个小时呢。
“那么外面碰头好了,约个地方。”
“徐家汇好了,”我思量,那里环境不错,半小时能赶到。“港汇门口。”
“太远了,曹家渡好吗?”
“可以啊,”我家门口有公交直达,也行。“曹家渡什么地方?”
13路终点站。”
“一个小时之后见。”
“不见不散。”
放下电话,打理打理就赴约去了。一路上心里嘀咕着,上海女人就这个样?算是让我这进城不久的乡下人开眼了。
24路到终点下,然后直奔13路终点站。等了不到十分钟,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开口就问道:“×××是吗?”
“你就是……”我一边答应,一边打量。这个女人个子不高,算一般性吧。很瘦,瘦得也许可以用“骨感”来形容。肤色有点灰黑,不知是夜生活太多还是日常太辛苦。长相一般,却显得年轻,说比我年轻十岁不为过。
“找个地方坐坐去。”她顺势转过身,拉一下我的胳膊。
“好。”我一边应承着,一边想自己是不是太土了。
那年曹家渡还不如现今繁华,但也已经不是五角场的曹家渡了。我对那里也不是太熟。看见一家肯德基就走了进去。我真的很土,约会怎么去肯德基呢!好在她不计较。问她吃点什么,她说不,于是我要了两杯可乐,找个小桌子面对面坐了。
开始说什么我不记得了,讲得比较多的是关于蔡和顾。蔡是我最要好的,顾我记得,小时候最能说会道。她说到原来在教室里她坐在我后面如何如何,我觉得不对了。我在小学是高个子,只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女生坐在我后面,同我并排的女生有过几个,我都叫得出来。她又改口说是春游的时候在包车上坐在我后面,又不对了,那时候我们学校很穷,在我的记忆力好像从来没有包车出游,搭公交出游倒是有过的。她说我穿的T恤太土(我几个星期前才花250元买的),她有很多是作礼品送人的,改天送我几件;问我抽烟吗,我说已经戒了,她说不然可以给我几条中华的;问我喝酒吗,我说偶尔为之,她说她送X.O.给我;她说她在衡山路地铁口买了房子,有空去玩,纳闷了,那干吗见面不约在衡山路;她说她做装潢生意……
话越多越离谱,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辞。她拿出BB机看看,说有人叫她,要回电。我摸出手机(时髦一时的NEC2000哦)给她用,她不用,去公用电话亭回电。我又纳闷了,做大生意的,怎么不用手机?
她打完电话对我说,有客户从外地来,又要安排住宿,还得请他们吃饭。我再次纳闷了,这九点多了还吃饭!怎不去洗澡按摩呢?
并肩几步之后,她终于开口说出了关键词:“这一顿饭不会便宜,我身边钱不多,借两千元给我好吗?”
“我一个穷打工的,身边那有这么多钱!”
“那怎么办?”她显得很焦急,“实在不行,先借给我二百吧。”
“唉约,二百对你们做生意的来讲有什么用!再说,我家老婆管的紧,零用钱都是有数的。”
“一百也不行啊?”
“不行。”
目送她离去,我登上了24路。
后来,这段故事就在我的小学同学中传开了。
后来蔡告诉我,他去联络过顾,还是在老房子,家徒四壁。顾不在家,顾家父母似有难言之隐,说顾已经离婚。但是蔡看见他家有一女子,就如我所形容的“同学”。蔡留下字条,字条上有蔡同我的姓名电话。想必是那女人捡了那字条来冒充同学。无奈演技不高。
后来顾又联系过蔡,顾说起他自己开过装潢公司,一度辉煌,近来周转不灵,要借三五千云云。蔡自然拒绝了。据蔡的分析,顾是染上毒瘾了,那个女人该是他的毒友。
我们这一伙,再也没有谁还会同顾联系。我不排斥牢里的、精神病院里的,但是染毒的,几个能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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